菊纹龙旗之战-----1894年中日海战及分析（一）

2025-08-21 16:29 来源：网络点击：

菊纹龙旗之战-----1894年中日海战及分析（一）

战后为日军虏获的镇远号铁甲舰。可见上层建筑中弹之后修补的痕迹

关注与超越—一战前中日海军对比

在明治天皇、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乡从道、桦山资纪、佐双左仲等人殚精竭虑的筹划下，日本海军不断地精良、完善，威力越来越大，如同一枚精确的定时炸弹，滴答滴答地走到了1894年。1887年，在陆军大学受训的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提出了《征讨清国策案》，提出要在1892年之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该案比起1880年山县有朋提交给天皇的《邻邦兵备略》来，更进一步地确立了中国的首要假想敌地位。由于小川发挥了惊人的想象力，所以此案中关于战后如何处置中国的构想信马由缰，极其离谱：日本吞并台湾、澎湖、辽东、华北、江浙沿海富庶地区；扶植明朝皇室后裔在河南江北立国：关外清朝单独为一国：西藏回疆蒙古等等也都单独立国，接受日本“保护”云云。此处不再赘述。

同近代日本海军一样，晚清海军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新式武装力量。由于它曾在世界海军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人们总是希望弄清它在当时的地位。关于晚清海军在世界海军排行中的名次一直是见仁见智，分别有第4位、第6位、第9位、第10位、第11位等多种说法。但是，晚清海军（以及日本海军）到底居于什么名次呢?这不仅关系到中日军事近代化的重要成果的地位评估，也涉及到对中日海素质的综合评估问题。

以北洋海军成军的1887年为参照系，清朝一共建设了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支海军。但是，四支海军中，福建海军(福州船政局所属的观队）在1884年中法海战后几近无，军舰只剩福靖1艘。广东海军有鱼雷巡洋舰2艘（广乙，广丙），同式巡洋舰l艘（广甲）.炮艇62艘。鱼雷艇3艘，总计12艘，吨他不过七千。南洋海军有旧式巡洋舰5艘（南珠、南瑞、镜清、寰泰、开济），炮舰1艘（保民），蚊炮舰4艘（龙腺、虎威，飞霆、策电），运输舰2艘（成靖、测海），练习舰1艘（登流测）.另在德国订购的4艘鱼雷艇还没有运来。以上三支舰队共有军舰26艘.总吨位不过2万出头，且多是小舰，很少能用干海上战争。另外，由于清朝海军是各自为政，分散发展，自成体系；互相之间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所以中日海战，实际上是“以北泽隅之力，搏倭人举国之师“而已。

剩下的4万多吨是北洋海军的军舰。连先定，镇两艘铁甲舰是不用说的，这是北洋海军在东亚顾盼自雄的香本，也是当时清朝主战派的定心丸。另有装甲巡洋舰和防护巡洋舰各3艘，即八大远里的另外六远，平均舰龄已逾七年，船身机器多有损耗，日常保养也不尽如人意。还有旧式巡洋舰2艘(超勇、扬威）.蚊炮舰6艘(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鱼雷舰1艘（福龙），鱼雷艇6艘，练习舰3艘（成远、康济，敏捷），运输舰2艘（利运、海镜），以上共计军舰20艘，鱼雷艇6艘。其中可用于远海作战的主力舰（八大远和超、扬二舰）总吨位为33500吨。截止到1887年，清朝海军计有大小军舰61艘，鱼雷艇9艘，总吨位69843吨，在世界海军强国中排行第10，依次落后于英，法、俄、意、德、西，美、奥、荷（以该年各国海军的战斗舰艇吨位计算，且未计入其他各国鱼雷艇吨位）。

再来看日本方面。根据当时海军年鉴统计，1887年日本海军拥有战斗舰艇27艘，39682吨，七年之后，到1894年中日开战前夕，日本海军已经拥有防护巡洋舰8艘(三景舰：吉野：秋津洲：浪速、高千穗；高雄），装甲巡洋舰1艘（千代田），通报舰1艘(八重山），旧式铁甲舰1艘（扶桑），旧式巡洋舰3艘（筑紫：金刚，比睿)，炮舰13艘（天龙：海门：天城：葛城、大和、武藏：赤城、爱宕、摩耶、鸟海；磐城：大岛：风翔），练习舰4艘（筑波、馆山、干珠、满珠)，以上31艘军舰合称“第一种军舰”。此外还有“第二种军舰”即鱼雷艇24艘。另有商船4艘，在战时可以加装速射炮，改为辅助巡洋舰。到开战前夜，日本海军总吨位已经达到61373吨，在世界各国海军中排行第11，远东第2。其中一线主力战舰为13艘，总计37200吨，足以同北洋海军相匹敌。

吨位和数量固然是海军实力基础所系，但是舰种、舰质、舰载武器、航速、续航力等数据也与海军战斗力息息相关。现代海军学术认为，舰船的实力是一个综合指数，由舰体结构、航速、抗沉性、耐波性、操纵性、武器攻击力和勤务保障能力等多种要素组成。我们在对比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的时候，同时也要兼顾到这些指标。从附表中可以看出，晚清海军和日本海军在这些指标上的对比。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由于英、法、俄、意、德五国海军实力均超出中日海军3倍以上，所以在附表中对实力相差不是很大的西、美、奥、荷、中、日国海军进行对比。

从附表中可以发现，在航速方面，清朝海军的平均航速要低于日本海军1.36~1.83节。装甲和防护方面，晚清海军装甲舰的装甲厚度居六国海军之首。但是，整个清朝海军只有5艘装甲舰（含装甲巡洋舰），其他皆为非装甲舰。所以，仅看装甲舰的防护，并不能反映出整个清朝海军舰船的真正水平。从各个舰型的数量对比来看，清朝海军中的钢、铁舰数量与木质和钢肋木质舰船的比率，以及装甲舰与非装甲舰的比率，在六国海军中是最低的。舰载武器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在1890年，清朝海军的重炮、速射炮和机关炮的数目居六国海军第3位，鱼雷发射管数量居第2。但是，仅仅过了4年，速射炮和鱼雷发射管的数量便已落后干日本海军，分别改居第5和第4位。

耐人寻味的是，近代中日两国海军在海军建设上出现了一者吨位大，装甲好，一者航速快、火力强的情况。应该说，这里既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又有两国不同的海军发展战略的影响。在技术方面，晚清海军舰船的购置高峰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叶，而日本海军的购舰高峰是在90年代中期。两者前后仅仅相差数年的时间。但是，正是在这数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舰速平均提高了3~4节，火炮技术则在继续追求大口径的同时更加重视装备速射炮。日本海军正是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飞速扩充，使其舰船的速度和火力超出了清朝海军。

在战略方面，清朝海军走的是一条重视海口设防的路子，它特别强调的是战舰的防护性能，存在对舰队的航速和火力重视不够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战略思路的作用之下，当北洋海军成军之后，国内对西方和日本海军在舰船技术方面的新进步未能给予积极关注，未能采取得力的措施保证中国海军舰船的主要技术性能始终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可见当初中日海军军备的竞争是非常之激烈的，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速射炮

19世纪中叶以前，一般火炮的炮身系通过耳轴与炮架相连接，即所谓刚性炮架刚性炮架火炮发射时炮架受力大，炮管连同炮架整体后坐。因此不得不把火炮设计得很笨重。同时又因发射时整个火炮产生较大位移，重新复位和瞄准都很浪费时间。使发射速度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火炮设计者尝试在炮管与底座之间安装一个缓冲器，以减少火炮射击时对炮架的作用力。经过长期摸索，到19世纪90年代，火炮的制退复进机终于被创制出来。

当时的制退复进机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水压弹簧式、二是水压气体式，二者的制退原理相同，但复进原理不相同。甲午战争时的速射炮仍以水压弹簧式为主水压气体制退在三年后才由法国发明出来。上图为维克斯公司制造的6英寸（152mm）速射炮。下图为英制6磅（57mm）速射炮的结构图，日本曾根据其图纸仿制了57mm山内式速射炮。

日清海军战略对比

海军是19世纪下半叶机动性与攻击性结合最为紧密的近代化军种。能够发挥这种特性的最好方式是积极的海上进攻。中日开战前夕，两国海军实力基本相当，当两国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时，两国海军的决战也就不可避免了。从世界战争史来看，这也是两个隔海相望、又各自拥有实力大体相当的海军的国家（如波斯和希腊、奥地利和意大利）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必然现象。日本大本营拟订的对华作战计划正是以两国海战和海权的得失为大前提的。日本的作战计划如下：

第一阶段：派遣陆军进驻朝鲜，进行牵制作战。海军联合舰队同时在海上寻机歼灭中国海军，以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

第二阶段：有三种作战方案，视第一阶段作战结果而定。

1，如果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兵力在渤海湾登陆，在河北平原与中国陆军进行决战，攻占北京：

2，如果未能夺得制海权，但中国海军也不能控制日本近海，则派陆军击退朝鲜的中国军队，占领朝鲜：

3，如果海战失败，制海权被中国控制，则主要增援在朝鲜作战的陆军，掩护其撤退回国，同时加强在日本本土的防御。

日本的作战方案体现了海军制胜的原期，以海军争夺制海权为关键，把海军的海上作战问题放在整个战争的战略高度上有限考虑，从而使得日方的整体战略带有明显的海军制胜特色。同时也看出，日本参谋机关在作战谋略上相当重视中国的海军力量，甚至设想到海战失数时的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海军在战争中能否有所作为更显得至关重要。但是，清朝政府在战争开始之前并未提出或制订明确而完整的战略计划，只是在宜战诏书中以“布告天下”的形式表示要在朝鲜半岛“厚集陆师，迅速进则，以拯韩民于涂炭”，事实上可以概括为“海守陆攻”。根据这个总的战略意图，北洋海军的基本任务是固守渤海湾口，尤以固守旅顺，威海两军港及其附近海域为关键，并没有积极寻战、歼炎日海军的计划。这就必然使得北洋海军陷入消极应付的状态，将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海军。

这样，由于舰队机动性强，日本海军就可以随时在广阔的海域内搜寻北洋舰队，捕捉战机，而北洋舰队的活动范围将十分有限，因为渤海和黄海在大的地理形势上属干一个大海湾，北洋舰队处于湾内，日本舰队处于湾口之外，特别是旅顺、威海两个主要补给基地是固定的，清朝陆军进入朝鲜后北洋舰队的海上运兵护航线也是稳定的，北洋舰队如果想回避决战，它的机动余地也不是很大。这样不主动求战的北洋舰队迟早必然被主动求战的日本舰队搜捕到。海战也就必然不会在北洋舰队所希望的，并对其有利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可以说，北洋舰队从一开始便在战略上处于相对的劣势。

逐鹿弱韩

至于当时的日本为何决意同中国开战，究其原因，又回到了朝鲜。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日本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从1884年到1894年的10年间，日本的制造业指数增长了2.48倍。其中铁工业生产增加了2.98倍，煤生产增长了3.74倍，而棉纺织业竞然增长了9倍。其纺织技术水平已经接近英国，但是却面临国内市场狭小的致命缺陷。日本的外汇来源大宗来自以生丝和棉纱为主的纺织业加工（进口原格，出口棉纱）.主要市场为中国和朝鲜。随着80年代廉价的印度棉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很快引起了日本国内生产过剩和恐慌。

如何才能迅速地扩大海外市场，解决市场狭窄和资源不足的难题呢？，日本将解决问题的目光转向了朝鲜。无论是古代丰臣秀的“文禄庆长之役”（即朝鲜壬长卫国战争），还是近代西乡隆盛的“征韩论”，朝鲜都被视为日本实现大陆扩张政策的突破口和跳板。如同山县有朋在国会有关“利益线”的演讲中所说，朝鲜就是日本的利益线，也是日本政府策划已久的世界扩张政策的第一阶段目标。此决第一旦被确立为国策，便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只能是主动出击，争取全胜。而清朝则是“英之于缅，法之于越，倭之于球，皆自披发难，中国多事之秋，兴灭继绝，力有不逮”（《清德宗实录》），藩邦以次沦亡，天朝颜面尽失，所以清朝无论是在面子上还是在传统的宗藩礼法上，都不愿同样的局面在朝鲜出现。为自身的国际地位、世界威望计，清朝也要力争保住朝鲜，竭力控制住这一最后的属邦。于是，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对抗势必不可避免了。

1894年，干支为甲午，在清为光绪二十年，在日本为明治二十七年，朝鲜则是高宗三十一年。该年5月，甲申政变中挟持国王、勾道军的开化党作乱魁首金玉均被朝鲜国王派出的刺客洪钟字（开化派损袖洪英植之子）从日本诱到上海，于3月28日在美租界东和旅馆被枪杀，尸体由南洋海军运输舰威靖号运回朝鲜，在杨花津连夜戮尸，榜书“大逆不道金玉均之尸”数字，散解示众。日本政府和右翼政客、浪人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在东京浅草寺为其亡魂大做超度法事，成立“金氏之友会”，煽动反华情绪，叫器对华宣战。日本政府早已磨刀霍霍，只待时机，但是觉得为一个异国亡命徒发动战争，这借口终究有点不太合适（王芸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于是暂时按捺下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外务次官林董密议，确定了今后一有借口立即出兵朝鲜的方针。

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上的悲剧人物——朝鲜国王高宗李熙（1852-1919）

1896年朝鲜“独立”后称帝。因不堪日本人操纵，于1907年向海牙和会派遗密使寻求帮助，被伊藤博文发觉后勒逼退位。1919年1月22日凌是实然死于汉城德寿宫。盛传他是因为向巴黎和会派遣密使寻求独立而被日本人毒死的。在为其举行国葬的当天，朗鲜全国爆发了要求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

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1832-1911）

早年曾仕幕府，并参加了虾夷共和国政府。1889年任驻华公使，1893年任驻朝鲜公使。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曾经赤膊上阵，亲自率领一个联队参加了攻占朝鲜王宫的行动。1900年因此“功勋”而封为男爵。

更合适的借口就马上来了。该年春天，朝鲜的湖南地区（全罗道)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全罗道古阜都郡守赵秉甲压榨农民，激发民变，赵秉甲出逃，农民开仓放粮，释放囚犯，随后解散回家。民变本已自动平息下去，但是善后使李容泰秋后算帐，对回乡农民武力镇压，干是当地农民又以“除重敛苛税、诛贪官污吏、革新弊政、扫清君侧”的口号再度揭竿而起，很快蔓延到两湖地区(全罗、忠清两道）。国王李熙任命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带兵八百人前去镇压，但是朝鲜官军战斗力全无，数战数败。

1894年6月1日，朝鲜李氏王朝的祖籍全州城失守，韩廷震惊。洪启薰料其兵力无法镇压，于是上疏朝廷，请求向清朝借兵。6月3日，朝鲜政府照会清朝，请求出兵。6月4日，李鸿章派济远、扬威二舰急驰仁川，保护清国租界和西方各国在韩侨民（以避兔列强出兵干涉），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入朝，驻扎牙山。6月6日，根据天津条约，清朝电令驻日公使汪凤藻知照日本政府中国出兵事宜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以《江华条约》中第一条款“朝鲜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的字眼为据，不承认朝鲜是中国酱属，向汪凤藻提出“抗议”。

东学党之乱一起，对朝鲜觊觎已久的日本便决心乘机挑起事端。6月2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商讨解散第六届国会之事，会议一开始，陆奥宗光拿出驻朝公使馆发来的急电，告知清朝准备出兵的消息。陆奥称清朝的出兵“将使已经不平衡的日清两国在朝鲜的权力关系更为不平衡”，于是内阁会议立即决定出兵朝鲜。伊藤博文随后进宫上奏天皇，明治天皇立即批准了这一决定。

6月5日，明治天皇在陆军参谋本部成立大本营，幕僚长为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海军参谋为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陆军参谋为川上操六。6月7日，日本发布陆海军动员令，实行新闻管制。6月8日，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由广岛第五军抽调的混成旅团7600人开入仁川，并令驻韩代理公使杉村浚通知朝鲜政府，谓根据《济物浦条约》，日本已向朝鲜派遣“使馆护卫军”。6月9日，在日本休假的大鸟圭介公使乘坐八重山号通报舰，带领陆战队430人在仁川登陆，返回使馆。

6月12日，从广岛宇品港出发的混成旅团步兵一大队在仁川登陆。6月19日，日军主力部队7000人抵达仁川。此时在朝鲜的清军约为3000人，不请自来的日军占有压倒优势。

此时洪启薰已经改变了对农民军的策略，由围剿改为招抚，并与起义军议和，订立了全州协议，双方罢战，农民军解散，洪启薰也收兵回京，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大臣赵秉稷通知日本，要求其撤兵。袁世凯劝告大鸟公使，谓韩乱已平，中日均无派兵必要，恐意外发生冲突不如同时撤军。但是日本控制朝鲜之意已决，一方面向朝鲜增兵，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进驻汉城并控制城内外要地，另一方面却惟恐清朝单方面撤军，因为如果这样，日本将立即在国际舆论面前陷于被动，并且当时日本的策略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同清朝开战不可避免，清朝一旦撤兵，日本也没有了开战的借口。所以日本想法用谈判的手段来拖延清朝撤兵。因缘际会之下，清朝迷迷糊糊地便上了当了。

在日清两国就撤兵问题进行谈判的同时，向朝鲜增援的日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在仁川登陆。海军方面，计有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8艘日舰停泊于仁川海面，中方军舰则只有济远、平远、扬威3艘。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见日舰云集，恐战争临近，乃移船而去，返回大沽。汉城、仁川的中国商人也纷纷逃离避难。

日本虽然拒绝了朝鲜和中国的撤兵请求，但是“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中日）双方还不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陆奥宗光，《寒塞录》）。所谓“外交策略”，就是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的要求，对朝鲜政府进行改造，以确立日本在朝鲜的独占势力。正如陆奥和川上操六所预料的，这一无理要求被中国和朝鲜拒绝。6月26日，大鸟向朝鲜政府提出了否决中韩宗藩关系的要求，次日被朝方拒绝。见朝鲜拒绝同清朝决裂，日方只得另寻突破口。7月3日.大鸟又提出了干涉朝鲜政务的“庶政改革案五条”，包括举能员、制国用、改法律、改兵制、兴学校等内容，并于7月10日提出了更详细的改革细目，限定期限实现，遭到朝鲜政府拒绝。

在中日、朝日谈判期间，李鸿章多次密电袁世凯，要求掣制驻韩部队，不要与日军冲突，避免中日开战，让老太后过好生日，李鸿章同时委拍英俄两国斡旋调停。朝鲜也委托英，美、俄等国居间仲裁。英国在中国的利益最多，势力范围最大，但是为了维护其在华权益，英国竭力反对俄国势力的南下。当俄国企图利用日本为工具来扩大在中国的利益时，英国当然需要拉拢日本以孤立俄国。1894年7月16日，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Lord John Wodehouse.Earl of Kimberly)在伦敦签订了《日英航海通商条约》。

通过这一条约，不仅满足了长期以来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而且排除了英国干涉中日战争的可能，为日本发动战争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英国为了在远东阻止俄国的扩张，倒向了日本一方，日本的态度转向强硬。李鸿章所寄予厚望的俄国则更为阴险。历代俄国统治者对中国的领土觊觎已久，虽然有时也对中国的领导者作出一些假惺惺的友好姿态，但是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立即暴露出趁火打劫的狰狞面目。俄国决定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削弱中国，以达到其在远东扩张的目的。中日开战之前，俄国表面上居间调和，暗中却又唆使日本不要撤军，以使中日矛盾扩大化，以便在中日混战的时候乱中取利，染指朝鲜，收渔人之利(思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一文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挑拨起来的”）。7月19日，袁世凯离开战云密布的汉城。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日本政府拟订的侵朝案分甲乙两种。甲案以“改革内政”为借口，和平地排除清朝势力而独占朝鲜，乙案以终止清韩宗藩关系为借口攻占王宫，以武力控制朝鲜国王和政府，建立傀儡政权。现“改革内政”的要求已经被朝鲜拒绝，经大本营御前会议批准，决定实施更强硬的乙案。7月20日，日本向朝鲜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令朝鲜在48小时内“实行新政，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令清国撤军”。这一无理要求被拒后，于7月23日凌晨派兵攻打景福宫的迎秋、光化、建春三门，攻占王宫，监禁朝鲜国王李熙。另有一支日军部队包围并占领云岘宫，俘掳了大院君李是应，将其架入宫中，以其为首成立傀儡政府。当天晚上，新组成的朝鲜亲日派傀儡政府宣布废除与清朝签订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从朝鲜领土上驱逐清国军队”。傀儡政府于次日将废除宗藩关系一事通报中国。李鸿章努力避免的决裂局面终于出现了。

此时清廷内以帝党为主的主战言论也是甚嚣尘上。7月21日，北洋海军济远、威远、广丙三舰组成护航编队，护送前往牙山的援军，驶出大沽港。中国军舰的动向早已为在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探获（此人与李鸿章外甥刘芬勾结，后被清方擒获，依国际公法枪决），日本大本营得到情报后，命令伊东佑亨率领舰队出海作战。7月23日，驻泊在佐世保的联合舰队拔碇出港，前往朝鲜西海岸，寻找战机与中国舰队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