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观点遭受大批判的历史真相

揭秘：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观点遭受大批判的历史真相

中国当代红色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杨献珍

以下文章8300多字，阅读需要6几分钟。

“合二而一”哲学观点是杨献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但是，“合二而一”哲学观点却在六十年代遭受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年龄偏大的同志还记忆犹新或者一丝有些印象。但是，对于“合二而一”哲学观点及其受到大批判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许多同志搞不清楚。请耐心阅读下文，即将告诉你一个历史的真相。敬请关注和支持，你的关注，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谢谢！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哲学观点主要内涵：

杨献珍受明末清初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东西均》：“交也者，合二而一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两端中贯。所谓相反相因者，相相胜而相成也”的“合二而一”的启发，提出“合二而一”哲学理论。

杨献珍说：什么叫对立统一规律？中国有句古话叫“合二而一”。“合二而一”就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简明表述。中国先贤哲学家提出了“合有无谓之元”，“不有两，则无一”以及“合二而一”的思想，……。在天地间没有任何东西不在自身中包含着存在和非存在。这里的“有”和“无”，同“阴”和“阳”这样的字眼一样，可作为符号看。……“元”即统一的意思，而“统一”则为不可分性的意思。“对立面的统一”，即对立面的两个东西本来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

这里的“合二而一”有三层意思：一是指有密切相关性的两个事物在适当条件下可以组成，或融合，或产生，或变化成一个新的事物；二是指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任何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都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三是指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都斗争在适当条件下会互相调和、消解。

对杨献珍及“合二而一”哲学观点批判的大致经过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是60年代发生在我国的一起重大事件。它开始以学术争论出现，但不久就转为政治批判。这次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同志。但是实际上杨献珍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在被批判后也被剥夺了答辩的权利。这场争论首先从《光明日报》上开始，然后延伸到其它报刊

（一）艾、林文章的写作和发表。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发表艾恒武、林青山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以下简称艾、林文章)，由此引起了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

艾恒武和林青山当时都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年轻教员。当时党校给教师布置科研任务，要求每人都要撰写论文。为了确定科研题目，艾恒武留心各种观点。1964年4月3日，他在新疆班听杨献珍讲课(艾担任新疆班的辅导工作)时，听到杨引用明代哲学家方以智《东西均》中的“合二而一”的观点。杨献珍认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我国古代哲学家对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因而予以肯定。艾恒武由此得到启发，认为有新意，就同林青山商量，把《“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定为论文题目，林青山也同意。两人很快就把文章写出来了。

艾、林把写好的文章交给了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黎明是《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社外编委，他把艾、林的文章推荐给《光明日报》学术部编辑王愚。王愚认为文章可用，由徐亦安签发(当时学术部主任黄卓明正在病休，学术部的工作由国内政治部主任徐亦安代管)。5月中旬，王愚把排出的小样分别送给《哲学》专刊的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世英和文章的作者。张世英在小样上批了“可用”，退回报社。

王愚在送小样给作者时，曾说准备刊用这篇文章，认为文章写得很清楚，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有体会的；同时他也说报社内部也有人认为，已经有了“一分为二”，再提“合二而一”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标新立异。这后一看法，实际上是学术部主任黄卓明提出来的。当时黄虽病休，有时也到办公室去，当他看到艾、林文章的小样时，就说了以上意见。

艾恒武听说有不同意见，就把小样送给杨献珍看(在此之前杨献珍并未接触过这篇文章)，问杨献珍：“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否站得住。”杨献珍说：“当然站得住。中国哲学史上早就有人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了。他不知道，就说是标新立异。”杨看了小样，没有改动，只是在几处文字表达不清楚的地方，划了红线，退给了艾恒武。艾恒武第二天又去问杨献珍文章能不能发表。杨献珍说：“我看可以拿出去。写文章不要怕别人攻。不过，是否发表还是你们自己拿主意。”艾恒武便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把小样退回《光明日报》。

在光明日报社，虽然黄卓明提了不同意见，但并未引起重视，徐亦安也未把这个意见向穆欣汇报。当时专刊稿件是否刊用，报社总是尊重主编的意见，既然张世英批了“可用”，学术部就以此为依据拼上了《哲学》专刊，穆欣看大样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就签字付印了。显然，这篇文章是作为一般的学术文章发表的。

（二）对艾、林文章的反对声音。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穆欣到中宣部开会，遇到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陈浚。陈浚一见面就对穆欣说：“昨天《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发表的《“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一篇好文章。”陈浚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他在当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曾发表了一篇《一分为二——事物本来的辩证法》的文章，其中说：“矛盾的两个侧面，互相对立而又联系，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也就是说，二又合为一，旧的两个矛盾的方面，经过斗争，变为新的事物。”显然，艾、林文章的观点同陈浚的观点相似，因而受到他的称赞。

穆欣回到报社，当天下午，学术部记者詹铭新向他汇报：在民族文化宫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关锋等人说，艾、林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有“原则性错误”。第一，“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本身含义很完整，不必再提什么“合二而一”的概念，提出来就意味着强调统一；第二，文章说“合二而一”是事物所固有的客观规律，“一分为二”是认识方法，把认识论和方法论割裂开来，是违反辩证法的。

“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中集中了一批哲学工作者，组里有关锋等5人为核心组，上面受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理论组组长康生领导。艾、林文章的小样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传到民族文化宫的。有一个星期六，原北大哲学系的一位同事到张世英家串门，张世英向他提到艾、林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就把这篇文章的小样带到了民族文化宫。关锋、吴传启等人看到这份小样，认为这是一条“大鱼”，应该赶快发，不然它就缩回去了。他们的这个看法，是5月29日詹铭新到民族文化宫时听说的，在此之前，《光明日报》的 人(以及《哲学》专刊主编张世英)并不知道。

项晴当时也在民族文化宫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里，因此他能提前看到艾、林文章的小样，并立即着手写文章反驳。艾、林文章发表的当天，项晴就把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送到光明日报社。项晴的这篇文章对艾、林的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是对立的，‘合二而一’必然调和矛盾。”学术部在收到项晴的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虽然观点同艾、林文章针锋相对，但并未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可以刊用，马上请示穆欣，穆欣同意立即发排。

穆欣在一天里听到了对艾、林文章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就写了报告，连同刊登艾、林文章的《光明日报》和项晴的文章的小样，一起送给了康生。康生看了报纸和项晴的文章后，对穆欣说，“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是对立的。艾、林这篇文章发表后，会在哲学界引起注意，另外还会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项晴这篇文章可以快点发表。报社还要派记者去收集一下哲学界的意见，同时组织他们写稿，就这个问题在报纸上进行讨论。

这样，6月5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刊登了项晴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场讨论就开始了。

（三）学术讨论阶段。　6月5日下午，“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康生和江青都参加。康生把刊有艾、林文章和项晴文章的《光明日报》交给江青，让她送给毛主席。康生召集中央高级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任务。康生说：‘合二而一’是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是修正主义的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

但是，在表面上，康生要求各报刊把这个问题当作学术讨论来开展“论战”。因为这场争论开始是以学术讨论的面貌出现的，而且观点针锋相对，因此，哲学界和各方面都有强烈的反应。6月4日，报社就开始收到来稿，到6月19日的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收到来稿30篇。来稿中反对艾、林文章观点的16篇，赞成艾、林文章观点的14篇。这本是学术讨论中的正常情况。

康生指示《光明日报》：“‘正面文章’(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和‘反面文章’(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都要刊登，在版面安排上，或者将两种对立观点的文章摆在同等位置，或者轮流摆在突出地位见报，使人看不出报纸有倾向性。”当时，他说是搞学术讨论，但是，一开始就分什么“正面文章”和“反面文章”，实际上就否定了这是搞学术讨论了。

康生为了达到自己的意图，一开始就把各报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牢牢控制在手里。特别是对《光明日报》，他不仅要求报社送去准备刊用的所有文章的小样，还替报社安排版面。在康生那里有一个班子来处理这件事(其中有高级党校的两位副校长协助他)，决定稿件的取舍和版面的安排(这些本来是报社编辑部的职权，却被他们取代了)，而《哲学》专刊由专家组成的社外编委会和主编，则更是被甩在一边，无事可做了。

在开始的一个多月里，看上去很像是学术讨论，康生的真实意图是“引蛇出洞”，希望放出更多的“反面文章”，并进一步把最早在讲课中引用“合二而一”观点的杨献珍引出来。当然，康生的意图是一回事，而学术界的想法和做法又是另一回事。当时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同志，包括反对“合二而一”观点的同志，并不是按照康生的主观意愿去做文章，而是抱着探讨学术问题的真诚愿望，认真地进行讨论，并发表了不少很有科学价值的见解。

关于这场“论战”开头的情况，康生于1964年7月24日在钓鱼台8号楼召开的有中央和北京市宣传部门及主要报刊负责人参加的，讨论批判“合二而一”的方向、步骤的会议上，是这样说的：“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哲学》专刊主编是作为正面文章发的。他知道，文章是从党校来的，又由黎明拿来。报社有人提出疑问，黎明说没错。实际上报社编辑部也是当作正面文章发的。关锋那个“反修哲学小组”看到后，他们强烈反对这个东西。《光明日报》预先把项晴的文章小样和5月29日的报纸一块送来，我叫快登。文章发表以前，党校已经议论纷纷，谈“合二而一”。我看了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就想这是杨献珍找的代言人。”

所以，康生有意识地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引向杨献珍、引向政治问题。例如，讨论中，有的来稿联系到方以智，康生说，这样的文章一律不发表。本来“二合而一”观点就是方以智(明末清初的哲学家)在《东西均》书中提出来的，在学术讨论中提出来有何不可?康生说：“一谈方以智，杨献珍就逃脱了。”再如，康生在6月24日审阅和修改项晴的第二篇文章《“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是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同姚永抗、潘庆斌两同志商榷》时，针对文中“潘庆斌同志把矛盾的解决和事物的转化当成‘合二而一’是根本错误的，但却不能说这种观点是新奇的”。

接着就对《人民日报》4月8日发表的陈浚的文章中的“二合为一”的观点提出批评，康生就说：“不要说‘合二而一’是从《人民日报》来的，而是从党校来的，从杨献珍那里来的。可和作者商量一下：留在以后再讲也可以，免得转移了目标。”

党校一位副校长(同时也是《红旗》副总编)在康生指使下，亲自主持会议，对艾恒武、林青山进行逼供，要他们承认这篇文章是杨献珍“授意”写的。但是，艾、林二人在会上只是如实地谈了文章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不承认是杨献珍“授意”写的。尽管没有事实根据，这位主持人还是说：“对于授意问题，不能从杨老是否讲过让你们写文章来认识，而要从本质上来认识。从本质上看，你们的文章就是杨老授意的。”

（四）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在学术讨论阶段，康生的“引蛇出洞”策略没有把杨献珍引出来，就不得不改变策略，采取公开“揭盖子”的办法，硬把在这场讨论中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的杨献珍拉出来。7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刘兴隆的文章《为什么要说“一分为二”讲多了?》，点了高级党校讲师黎明的名，在读者中、特别是在党校引起震动。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高级党校两名学员署名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光明日报》于18日转载)，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事先，康生说：“杨献珍是中央委员(杨献珍是1956年八大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要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来点名，不能先在《光明日报》点他的名(当时《光明日报》还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这篇文章并不是党校这两个学员撰写的。据这两位署名的“作者”后来回忆，经过是这样的：“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校委指示我们写一个关于杨老在新疆班讲‘合二而一’问题的情况报告；7月上旬，又让我们在新疆班组织大家写文章揭发批判。

7月16日，党校一位负责同志把我们两人找去，说有一篇文章让我们看看，如果同意的话，就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发表。我们后来才了解，这篇文章是康生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由康生直接主持的“中央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经过反复修改炮制出来的。关于这篇文章用谁的名义发表，据说康生开始想用范若愚的名义发表，范不同意；又准备用艾思奇的名义发表，艾也不同意。他们提议用新疆班工作人员名义比较好，这样就找到我们两个人了。”

7月17日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是一个转折，标志着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政治批判阶段。康生在7月24日的会议上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必然发展到政治上。”第二天，他对人说：“党校的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向另外方面发展。党校讨论‘合二而一’已经1个月，会发展向‘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讲话问题和1962年翻案问题上，党校办校方针，对待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上，会涉及到党校8年来的问题。”到了1966年11月5日，康生又洋洋得意地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加公开了。开始好像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是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的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按照康生的布置，各报刊都转向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光明日报》于8月14日发表署名“撒仁兴”(关锋等三人联合的笔名)的《“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一文，以歪曲原意、强词夺理、无限上纲的手法，给“合二而一”强加了一系列罪名：“排斥矛盾斗争的哲学”、“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腐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阶级调和论的理论基础”等等，并危言耸听地说：“在今天，宣扬这种哲学，不是偶然的，而是当前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是对学术观点扣政治帽子、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批判的代表作。在政治批判中，开始阶段那种学术讨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8月下旬，《红旗》杂志第16期发表了署名“报导员”的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这篇文章是康生在北戴河亲自召开两次会议，专门讨论修改定稿的)，把对杨献珍的政治批判推向了高潮。文中说，杨献珍在讲课中引用“合二而一”是“同党唱对台戏”“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1965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艾思奇题为《不容许用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来偷换革命辩证法》的文章，对杨献珍进行了系统的政治批判，对批判“合二而一”作了理论总结。

这场“论战”，以学术讨论始，很快就转入政治批判，历时近1年，全国报刊共发表文章380篇。动用全国各报刊，集中批判一个观点、一个人，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而且剥夺了被批判者答辩的权利，是罕见的。

（五）政治批判的严重后果。　首先，制造了一起政治冤案。对“合二而一”的政治批判，不但扣了一系列政治帽子，而且进行了组织处理。1965年6月4日，中央高级党校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给杨献珍强加了“十大罪状”：包括“反对毛泽东思想”、“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攻击“三面红旗”、“鼓吹资本主义”、“大闹翻案风”、“同彭德怀一道反党”等。9月24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撤销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在这起政治冤案中，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因杨献珍而受株连，仅中央高级党校就有包括副校长、校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等在内的154人被批判、遭围攻、受迫害，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讲师黎明被迫害至死。

其次，破坏了学术争论的气氛。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严重破坏了学术讨论的良好气氛，知识分子受到普遍伤害，使得人人自危。

邵循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在“大论战”中存在“一窝蜂、一棍子打死、一边倒”的现象。

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怎么最近看不见冯友兰、朱光潜他们写文章了，连最爱写文章的吴晗，好像也有很久不写文章了。是不是他们写文章有什么困难?现在我看见报上写文章的人，名字非常生疏，大概都是一些青年人。”他对不让被批判对象答辩表示不满：“不知道杨献珍、冯定他们对报上对他们的批判，有些什么看法。现在只看见批判他们的文章，看不见他们的答辩，这不好。人们都希望看到他们对这些批判有什么看法。既然是学术讨论，应该双方的文章都登才好。我看现在似乎有压力，被批判的人都不敢写文章，未受批判的人也不敢写文章了。”

具体到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他说：“关于‘合二而一’的批判，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是，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楚杨献珍究竟是个什么主张。他自己没有写过文章，批判他的文章引用的他的观点，又非常零碎，仅仅从他讲课的讲稿中摘出一些句子，究竟他完整的说法是什么呢?可以让他发表文章嘛!既然是学术讨论，应该有来有往，双方的东西都发表，才能使读者从中判断。我看后来有些批判杨献珍的文章，提得很高，杨献珍是不是有意识地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对此，他表示怀疑。他主张：“要为学术讨论创造自由讨论的气氛，使学术讨论成为真正的学术讨论，不要让人感到有压力。”

翦伯赞(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说：目前报刊文章“以空对空，风气很不好”，写文章一出来就批判，弄得人人都不敢写文章了。甚至有人把自己的稿子也烧了，拿出来怕挨骂，怕别人抓住把柄扣帽子。

翁独健(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说：现在大多数专家的共同心情是“纠缠不起”。他说目前报刊上的文章是“轰”，助长了虚无学风，对学术真正有研究的人，一看就烦了，不愿跟着扯皮。

周谷城(他在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中受了批判)说：现在老头子就是怕，不敢写文章，就怕学术问题弄成政治问题。他们认为多写多挨骂，少写少挨骂，不写不挨骂。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予同对《文汇报》记者说：目前报刊上的文章都是破的，立的文章几乎没有。批判文章是虽多却写得不深。现在知识分子是三“不敢”：书不敢教了，话不敢说了，文章也不敢写了。

邵力子对《光明日报》记者说：你不要问我，我现在根本不看你们的报纸。第一，你们报上尽是长文章，我一见就头痛；第二，你们报动不动就骂人，我不愿看。现在有一股风，一说错就全错，错到底了，这样下去谁还敢写东西呀?谁还敢说话呀?连赵超构这样的老新闻工作者都说自己不会办报了：“对于办报，现在感到自己是外行，不行了。所以我最近已辞去了总编辑的职务，专任社长。”

冯友兰等人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目前书教不下去，是由于学术批判的结果而出现的危机。改变目前局面的办法，是先立后破。要拿出“本本”来，拿出“样板田”来，那么他们也可以照着去教书写文章。

在当时的气氛下，知识分子纷纷要求报刊和出版社退稿，不敢出版了。

当时的气氛，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是“学术上的文化大革命。

声明：1、关于哲学思想和历史原貌，是不能随意编造和更改的，一定要遵循其真实内涵和历史本真。因此，有些材料借鉴过来，没有做大的修改和调整的，作者的目的主要是想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历史。假若说涉及版权问题，请指出来，我立即删除。

2、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哲学思想研究，“合二而一”哲学思想是绕不开的话题，这也是奠定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家的一项重要贡献。

3、根据平台规则规定，文章资料做了一些修改，不尽人意的地方，敬请批评和指正！

4、关于康生的问题，请参阅我原先撰写的《叛徒康生，是鬼不是人，阎罗王，狡诈的，无道德良知机会主义者》一文，可窥探康生罪恶的一生。

下一篇文章：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贡献

参考书目:《杨献珍研究资料》、《杨献珍文集》、《一代哲人杨献珍》及部分网络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