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真的不如理科生吗？文科真的很简单吗？文科真的没有用吗？

文科生真的不如理科生吗？文科真的很简单吗？文科真的没有用吗？

文科与理科的学生互相瞧不上，进而文理科彼此瞧不上，然后互相论战、攻击、鄙视，这个现象不知起于何时，但文理科优劣之辩确实是一个久辩不衰而由来已久的话题。

记得17年前上大学时，同宿舍四个人，正好两个文科生两个理科生。理科生首先挑起了文理科之战，鄙视文科没啥用，文科生也不行。然后双方互相攻击，但是攻击也仅限于理科生说几个物理的专业术语来刁难文科生不懂，然后文科生又举出文科的专业术语相诘难。

现在想想那一切啊，虽然大家都是985大学的学生，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一群学渣互相在鸡对鸭讲，觉得好笑得很。

等到研究生临毕业时，我所在的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给我们做毕业致辞，其中就讲到了文科到底有啥用，文科生到底行不行这个问题。看来这个问题连堂堂985大学的教授和博导都遇到了，估计他应该也受到了来自理科同行的鄙视，才在毕业致辞这样隆重的场合，与全体学生讲这个话题。

当时我们院长借用了庄子的一句话来论证文科到底有啥用，他说：“‘无用之用乃大用也’。”

这句话太高深了，反正在我听来，这句话对证明文科也有用这个问题来说，就等于“无用之用乃无用也”。

等自己毕业后，一直任教历史学科，所以自己和自己的学生，经常受到来自理科老师和理科学生的戏谑。学文的学生往往会反唇相讥，甚至气急败坏和恼羞成怒地争辩，但是最终理科生仍然是一副居高临下、趾高气扬的模样。我觉得这样的画面并不美丽，同时也可能因为我自己的脸皮比较厚，所以当我受到来自理科同仁的讥笑时，往往一笑而过，甚至顺着他们说。他想要的无非就是一种快感和虚荣心嘛，虽然这种快乐和虚荣是建立在贬低别人而抬高自己的基础之上，我仍愿意去满足他们。“君子成人之美”嘛，你开心，我还没啥损失，这样惠而不费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固然我因为脸皮厚而不挂碍于心，但是对于文理科优劣之辩，当时的我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当然，现在我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或者更准确地说，这里面也没有什么胜利与失败之分，所以我也就没有什么胜利与失败之心。——只是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们声嘶力竭，甚至演化为泼妇骂街那样的方式去“战斗”，去为自己、为文科辩护；我也不希望，文科被人误解和蹂躏得不像样子；同时我也不希望，我们辩论不过理科生之后，用“一群就知道讽刺挖苦别人的没有素质的人，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这样的阿Q精神胜利法去自我安慰。所以，今天我尝试着聊一聊下面这三个话题：文科生真的不如理科生吗？文科真的很简单吗？文科真的没有用吗？

从何说起呢？就从理科生常常嘲笑文科生的几个视角说起吧。

一、理科生攻击文科生的常用点

1、理科生是国家科技的担当，文科生造不出原子弹和航空母舰，无法保家卫国，所以文科没有用

理科生当然是国家科技发展的担当，文科生并不否认这一点。只是，这难道不应该是理科生的本职工作吗？这就像环卫工人说，我是这个城市清洁工作的担当，没什么本质区别。

当然，邓小平也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现代一个国家的兴衰系于科技发展，但是文科因此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吗？

如果理科生说国家和社会没有他们，就完了。那么农民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我不种地，你们都没饭吃了，还搞什么高科技，同时这个国家和社会也完了；那么环卫工人也可以说，如果我不清理卫生，你们天天在垃圾堆里面搞高科技吗？

以自己学科的价值为标杆，去否定别的学科存在的价值，就是在耍流氓。这就与姚明以自己的身高为标准来讽刺别人是矮子，与吴彦祖以自己的颜值为标准来挖苦别人是丑逼，如出一辙。

另外，如果非要把科技拔高到只有它才能决定一国存亡兴衰的高度，那么苏联当年的科技不发达、不先进吗？尤其是军工科技。但是，现在苏联还在吗？

如果非要把科技的作用绝对化，认为仅靠科技自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当年的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呢？当年那么多先进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致力于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探索与革命呢？

我从不否认科技对一个国家发展的极端重要意义，只是如果没有众多所谓文科行业的存在，即没有经济、管理、法律、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等学科和从业人员的存在，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有效运转，高科技是否还存在继续研发的环境和基础呢？如果一国只有科技研发，而无人文社科，恐怕早已天下大乱和互相荼毒了吧。

还有，以文科为代表的国家软实力如果不重要，那么国家现在为什么要把它提高到与硬实力相对等的国家战略高度，为什么要提出四个自信和讲好中国故事等等命题呢？如果没有国家软实力的加持，美国能把苏联给耗死，能持续称霸世界近百年吗？

科技固然重要，但科技不是唯一，不能因为你的重要就否认其它事物的价值。这就像人体器官一样，心脏固然重要，但是头和四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同时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就不重要了吗？若只强调外在肌体某个器官的重要性，那人是否还是一个躯体完整的人，是否还是内外健全而非行尸走肉的人呢？

对于文科生不能造原子弹和航母，从而不能保家卫国这个具体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只需要问一个常识：毛主席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呢？

原子弹和航母固然都不是毛爷爷造的，但是你能说中国可以没有毛泽东吗？另外，如果一支军队只要武器过硬就可以的话，那为什么军队还要有政委这个要职存在呢？那当年枪炮比共产党何止多千万的国民党又为什么会失败呢？一支仅崇拜和依赖外在武器的军队，将会是一支没有军魂的军队，最终也将是一支没有战斗力或不为民而战的军队。还有，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仅靠枪炮武器，近代中国是实现不了民族独立和建立新中国的！

一项科技要不要继续研发，为谁研发，研发之后是否有什么伦理难题，好像都离不开文科生的头脑与思维吧。

另外，补充两个历史常识：（1）科学最早是依附于哲学，甚至是神学而存在；（2）如果没有近代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人文主义者推动的思想解放，近代科技不知道还要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继续被埋葬呢。

2、文科很简单，只有学不会理科的人才去学文科；理科能转文科，文科绝对转不了理科

先说有人经常拿文科绝对转不了理科来抬杠这件事，那就先说说钱伟长先生吧。

1931年，钱伟长先生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物理5分，化学和数学一共20分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钱伟长先生弃文从理，转学物理系。

至于文科简不简单这个问题，我想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说一下。

虽然我一直是文科出身，但是到了大学仍继续学习了三门高等数学。不用说还是学生期间，就是我任教文科10年之后，觉得自己对文科的理解也远没有自己当年高中时代对数学的理解更清晰。

很多人觉得自己也会说话，也认字，也会写东西，然后就觉得文科不就是读一读、背一背就完了嘛，没啥好理解和难的。如果文科真是这些人所理解的样子，那么对此我想说，数理化生其实也没什么难的，不就是记住公式，然后死搬硬套地做做题吗？如果我真得这样认为和理解理科，你们觉得合适吗？

那些说别的学科简单的人，就像说面点师烤面包简单的人一样，觉得烤面包不就是把面和好，然后放进烤箱烤烤就熟了嘛。但是和面时水与面的比例是多少，放多少鸡蛋、牛奶、糖、黄油、小苏打等等，以及用什么温度烤多长时间，你是否真的了解呢？你又是否不是眼高手低而是亲手实践成功过呢？而且，对于不同口味的面包，又该如何使用不同的制作方法呢？

同理，你会说话和会写作文，就代表你是个文学家吗？你能看懂历史文献，就代表你是个历史学家吗？你能看懂哲学书的文字，就代表你是个哲学家吗？如果每个学科都这么简单，那么数理化生的书我也看得懂。你是理科出身，不代表别人就没有学过理科，更不代表理科学习能力就一定比你差。

文科的进门门槛很低或者说在这个基本扫盲的时代学习文科没有门槛，能读书识字就能学习文科，但是理科的进门门槛无非比文科高一点就是了，无非就是在能读书识字的基础上再加上记忆一些抽象的公式和符号就是了（这些公式和符号其实只要按规律记住了，也没啥抽象和难的）。只是，真正会和不会、懂和不懂的那个门槛，文理科都很高。

那些叫嚣着理科如何如何难、门槛如何如何高的人，我敢说，你自己还在会和不会、懂和不懂的那个门槛外面站着呢，你以为自己到了最高峰，其实顶多也就半山腰，甚至都是山脚还说不定。正因为一瓶子不满，所以才会半瓶子咣当嘛。那些真正在搞原子弹、航空母舰、北斗、嫦娥、天宫等等高科技的人，是不会瞧不起文科的。因为文科、理科学到一定程度，是有极大相同之处的。

所以，搞理科的民科和文科的民科，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都很简单。只是理科生在指责别人是民科的同时，你们对文科的肤浅认识难道就不属于文科的民科吗？

3、文科生普遍缺乏逻辑思维

理科生经常攻击文科生的第三个点，就是文科生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对此，我们先聊一个人，他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层面，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宏大思想理论体系，请问如此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全世界又有几人能出其右呢？

文科也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推理论证等等，只有文科门外汉和文科小白，才会说出文科就是背背，这样无知者无畏的话来（对于文科的逻辑能力，详见下文）。

二、从历史学科的角度说明学习文科的价值

读史使人明智，读史可以使人明事理、知兴替等等，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是这些认识太狭隘，因为历史学还涉及几个更基本和更深入的问题。

1、历史学科是一门求真务实的学科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然后很多人就跟着瞎起哄，说历史是后人和胜利者所书写，历史可以被人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意揉捏。对此，我只能说，这种思想认识水平，也就是文科中的民科水准。

第一，历史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史料学。进行历史研究时，首先是广泛收集和占有各种类型的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然后是对这些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辨别（这个过程中会用到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版本目录学等等方法），最后是基于这些辨别后的史料得出自己的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

所以，历史学科是一门严格秉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学科，并非信口胡诌的放空炮和拍脑袋编谎言。

第二，历史也有历史叙述和历史史实之分。历史史实是指客观真实发生的历史，历史叙述是对历史史实的描述，所有的历史史实都存在于历史叙述之中。虽然历史叙述由于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但是通过二重证据法、多重互证、文史互证等历史研究方法和唯物史观的指导，可以寻找到其中的历史史实。

以茅海建先生考证康有为是否在“公车上书”时递交了万言书为例：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己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l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茅海建先生通过查阅清朝军机处的众多档案，以及通过对上书言事者人数和身份等的统计，最终批驳了康有为自己的说法，得出了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递交万言书的结论。

2、历史学科是一门客观理性的学科

对于同一历史史实，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历史解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史料。所以，在辨别史料时，除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之外，还要考察史料作者的主观立场、目的、观察问题的视角、书写历史的时代环境等等因素，来客观理性地认识不同的史料，也即认识不同的历史解释，而不能人云亦云地全然相信了史料作者的话语。

所以，通过研究历史，分析各种历史解释的因果，可以使人逐渐养成客观理性的意识和客观理性的能力，进而将这些意识与能力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

对于此点，可以参看笔者之前写的文章《解读“成都49中学生坠楼事件”始末，兼论高中学习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可以思考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的评价为什么会前后差异如此之大这个问题：

陈独秀在1918年的评价(摘编)

为何要设立这块碑向德国赔罪呢？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须要中国在克林德被害的地方设立一块石碑，方肯罢休；你说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

……

造成义和的原因有五：道教，佛教，孔教，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陈独秀在1924年的评价(摘编)

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然而一般人不但忽视了他的重要，并且对他怀着两个错误的观点：

第一个错误的观念：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

第二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说我们不曾反抗汝们想罚少数的义和团，不应该皂白不分连累到我们大多数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这样，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一部分荣誉!

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3、历史学科是一门逻辑严密的学科

通过前面对史料学和历史解释的论述，我们也可以见识历史学科是一门逻辑严密，而非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学问。除了史料学和历史解释之外，历史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的一个最本质而又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历史学讲求时空观念。

所谓历史，就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发生在一定空间的事。因此理顺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就可以洞悉事物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而如果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理不清，发生的空间坐标搞不定，也就无从得知历史事件的背景条件和主客观环境，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理顺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空间地点的过程，对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的编排与解释的过程，就是一个逻辑建构的过程。

下面以戊戌政变的发生是否与袁世凯告密有关为例，来说明历史学科的时间观念和逻辑思考。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北京街头，于是，一首打油诗便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1898年9月20日康有为乘早班火车到天津，晚上登船去上海；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下令北京戒严，火车停驶，软禁光绪帝，点名康有为兄弟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但未提及谭嗣同；

9月24日刚毅奉太后谕令搜捕杨锐、林旭、刘光弟、杨深秀；

9月25日捕获谭嗣同；

9月28日，处决戊戌六君子。

根据以上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来看，戊戌政变的发生，应该和袁世凯告密无关。

如果是因为袁世凯告密，慈禧太后才发动了戊戌政变，那么慈禧太后在发动戊戌政变时，给康有为按的就不可能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这样空洞而又轻飘的罪名，就不可能对怂恿袁世凯围园劫后的谭嗣同只字未提，更不可能晚到政变三四天后才逮捕谭嗣同等人。

因此，戊戌政变的发生应该与袁世凯无关。只是，他在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为了自保，才事后将围园劫后等信息和盘托出，才最终导致了戊戌六君子喋血街头。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历史学科也是一门求真务实、客观理性、逻辑严密的学科，它与理工科一样，都会用到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比较、因果、递推、逆向等等思维和方法，同时文科也强调怀疑精神、探索精神、求真精神等等科学精神，只是这些思维、方法、精神与具体的历史学科结合后，以不同于理工科的方式和成果呈现出来罢了。这就是所谓的“隔行如隔山，隔山不隔地”中的“隔山不隔地”，其实这也就是文理科学到一定阶段后的同途殊归，已经是超脱了文理科外在具体的“用”，而达到“术”，却未及“道”的层面。

另外，文理科在以上“术”的层面之外，在其它方面应该也有相通之处。比如文科在“真”之外还要追求“善”与“美”，那么理工科学到一定程度之后是不是也是“善”与“美”的体现呢？还有，这个“善”与“美”是不是文科的“道”，同时也是理工科的“道”呢？对于这些，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是个文科小白，对理工科更是一窍不通，所以也就不敢胡言乱语，只能提出疑问而已。

还有，如果我展开去谈人文学科所追求的“善”与“美”，估计很多理工科人士就要更加吐槽文科华而不实、扭捏作态了。但是，我还是想多说两句：真正顶尖的理工科人士，一定也是实现了内在精神圆满和精神富足的人，一定也是达到了人性之真、之善、之美的人；理工科研究到最后，一定会与文科殊途同归，从而产生敬畏心（因为科学无止境）、慈悲仁爱心（科技服务于国家与人民，而非人依附于科技）、平和心（在主观努力与客观困难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等等）。

行文至此，想再做一个小结：那些认为文科无用、文科超级简单、理科最牛的人，本身就是在以点带面、以偏概全、非黑即白、无知无畏，全然没有理科生所自我标榜的客观、全面、理性和逻辑，他们连理科“术”的层面都没有驾轻就熟、内化于心，更遑论科学研究所带来的敬畏心与平和心等境界了。只是，我们在驳斥这些无脑之见的同时，文科生自己也要争气一些，最起码先把自己的专业搞好，才能有理有据地去发言和辩论，甚至去无视。

三、文科的社会地位为什么弱势

不可否认，文科在眼下的社会，地位确实很低，但是文科并不是生来地位就低。文科地位高低的变化，是时代环境和文科自身特点的产物。

1、文科重人而轻物，理工科重物而轻人

文科是一门重人而轻物的学科，理工科则是一门重物而轻人的学科。比如，文科强调人是一切的根本，人的精神、智慧与幸福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基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是最终的归宿；理工科则强调人不如机器，认为人终将被机器所取代。

在古代社会，由于科技不发达，生产力低下，人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而各种外在的工具只是人的四肢和头脑的延伸和附庸，所以古代东西方社会都普遍重人而轻物。

正因为在古代社会，文科的特点最与时代的特征相契合，因此其地位在东西方社会都很高：在中国，儒生掌握，甚至垄断了一切，科技被视为“奇技淫巧”和坏人心智的邪恶之物，那么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自然远不如读书人（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其实读的都是类似于今天的文科），甚至都不及农民，所以中国古代才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在中世纪的西方，也是由以经院哲学家为代表的人文工作者主宰社会，而科技工作者则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等到了近现代社会，西方横霸世界五百年，靠的就是它完成和实现了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前提、表现和结果都是科技的发展，也就是理工科的进步。随着科技越来越先进，人肌体的功能和简单的头脑智慧，都被机器所取代，人越来越成为机器的附庸，所以机器的地位越来越高，而人的地位越来越低。与此相匹配的，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文科地位越来越弱势，而以物为中心的理工科地位越来越高。

2、文科重内在精神修养，理工科重外在物质价值

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普遍低下，所以东西方都普遍流行禁欲主义。这就要求人们更多地通过内省节欲，而非外求财富，来获得幸福感。这种重视内在精神修养的社会需要，又恰恰为文科的专长所满足。

近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已经是一个资本化的时代，它更强调通过满足人的物欲来实现幸福，进而催动资本的增值与膨胀。这种一切被物化和资本化的特点，正是理工科的专长。理工科通过源源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和发明创新，来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物欲需要。另外，文科并不直接创造物质价值，而理工科恰恰在创造金钱价值方面立竿见影，所以文科在这个资本化时代的地位就更被弱化和贬低了。

3、文化教育普及年代和科技大爆炸年代下的文理差异

古代社会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下，不用说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年代受教育成本有多高，就是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年代，读书（那个时候的书主要是文科类书籍）的成本也不是一般家庭所能负担的。在古代，除了少数机遇比较好的穷人之外，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基本出在地主家庭，至少也是中小地主和家境殷实的家庭。另外，修习文科，不是你读一本两本书就能解决的，而是寒窗苦读十年，甚至更久，才能有所得。所以，你看看，古代社会学习文科的门槛得有多高。而科技呢，由于古代科技很落后，根本不需要经过读书和受教育，而是通过师徒两三年的传帮带，就能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所以其门槛就比较低。而这种门槛的高低，就是一种人才的供求关系，最终也就影响了古代社会文理科的不同地位。

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文化普及和教育普及的年代，人人都上学，人人都会读书识字，所以文科的进入门槛一下子变得几乎等于没有。因为但凡是能读书识字的人，都能读文科的书籍。另外，文科是一门厚积薄发的学科，很重视个人人生经验阅历的积累，所以它差不多要晚到一个人五六十岁时，才能有大成。而在此之前，尤其是大学刚刚毕业所从事的很多工作，同样上过大学的理科生也可以从事，这就更显得文科没门槛、无价值了。理工科则由于近现代科技发展得越来越复杂化，过去西方社会两三百年建构起的科学知识，学生基本就要浓缩在初高中就得学完，导致其修习门槛变得很高。也正因为此，初高中毕业的理科学生，就可以从事基本的电工、修理工等工作，已经具有了相当直观的物质价值，而这又不是同等学历的文科生可比的。

4、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

先从科技发展阶段来看，西方早在17世纪晚期就已经步入了科学时代，以牛顿为代表的一众科学家就已成为了当红明星。而咱们国家可以说，从20世纪中期的新中国成立开始，才真正进入大规模工业化和致力于科技发展的时代。固然我国的科技经过70多年的发展，已经极大地缩小了与世界先进科技的差距，但是整体仍落后于西方，尤其是在基础科学领域。所以，咱们仍处于科技追赶阶段，理工科仍然会是第一位被重视的学科。

再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虽然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与过去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毕竟我们是后发国家，底子和基础太薄弱。这造成我们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蝇营于物质利益，而寡于关怀内在精神，所以社会整体对法律、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需求也就不会太高。

但历史终归是要向前发展的，中国终归还是蒸蒸日上的，所以文科有没有地位翻身或大幅提高的那一天呢？我想，它还是会有的。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不只是科技的领先，还有文化的全面复兴与繁荣。

对于这个等待的过程，我们要有当年叔孙通那样的见识与豁达，才不负自己身为文科学人的身份。所以我现在虽然身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但还是会鼓励我教的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尤其是男孩子去学理工科，致力于为国家的科技进步添砖加瓦。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於是叔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馀，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至此，对于文理科之争，已经万言论述，多则多矣，但心情还算美丽。不是我有什么必胜的信心，而是面对那些将文科踩入泥坑中的人士时，我仿佛看到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刚刚入主中原时，将良田美宅改做牧场，牧马放羊的场景；我也仿佛听到了七百年前蒙元王朝，“九儒十丐”的扰嚷；而那两千多年前，陆贾反问汉高祖“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话语，也在耳边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