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头将军”樊崧甫回忆：三十功名尘与土

“龙头将军”樊崧甫回忆：三十功名尘与土

作者：樊崧甫，浙江缙云人，民革前辈，也是江湖奇人。

曾就读于浙江陆军小学、武昌陆军预备中学、与叶挺同学于保定六期工科。

明面上是一个正正经经军官，暗地里还有另一个身份，洪门九龙山红旗老五，江湖人称“龙头将军”。

追随蒋介石多年，曾任蒋军师长、军长、总指挥、副总司令及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委员。

一九四八年毅然参加民革反蒋，进行策反工作，为蒋逮捕关押，险遭杀害。

作者撰写记述亲身经历，有许多内幕秘闻，史料性高，可读性强。

前清光绪二十年(1894)农历六月廿三日，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刻，我出生在浙江处州府属的缙云县城内。

自五岁起，在私塾里读了六年诗云子曰，迄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除科举改革学制后，考入缙云县立五云高等小学就读，开始接受新知识。

三年后由五云高小送考，成为杭州浙江陆军小学第二期学生，时为1908年秋天，正是"光绪”和“宣统”换班的时候。

浙江是反清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在陶成章、秋瑾等人的宣传联络下，支庶繁衍的浙江洪门“九龙山”俱为光复会革命効力。

我七岁那年，九龙山主王金满(浙江人)起义抗清，其所属仙居一支的王元青曾打到我的缙云故乡，归途为清兵截击，被俘三十多人，尽为缙云知县杀戳。

缙城居民风传夜闹鬼哭，有许多亲戚逃到我家避鬼，印象殊深。

王金满、王金宝兄弟战死后，嵊县人祝绍康继任山主，加入光复会，与秋瑾合伙。

祝绍康病故，又有绍兴、台州两府的王金发、张伯岐领其众，积极扩大组织，购械屯粮，准备举义。

同时在光复会领导下进入浙江省会杭州活动，由光复会曾留学外国的会员的介绍，打进武备学堂、弁目学堂、炮工学堂、陆军小学、测量学堂等陆军学校以及新军标营和警察机构，我就是这样秘密加入光复会并进入洪门九龙山的，时为宣统二年(1910年)。

我初进洪门时年仅十六岁，位居“红旗老五”。

辛亥革命后，洪门中人以反清目的已达，逐渐涣散，我对于这个过时的组织也早不过问，偶然碰到团体中人，为了自己工作的便利，则利用旧历史蒙混过关。

1940年我“越山过岭”转入“五圣山”智松堂，地位升为执堂，旋复升信廉堂座堂，虽有开山资格，却不收纳兄弟，只取联系而已。

数年后，五圣山弟兄推举我为礼德堂堂主，我因国民党日趋没落，思另起炉灶，以礼德堂为基础，曾筹备建立民生共进党。

后来有人称我是“龙头将军”，缘故或在于此。

这是后话，且说徐锡麟刺杀恩铭，轩亭口秋瑾就义之后，清廷对九龙山防缉更力而会党兄弟斗志益坚。

那时，有关革命的宣传鼓动，由光复会首领负责多；至如筹款、运械、侦察、联络、组织兵员等实际行动，大都由九龙山头目负责。

1911年11月 4 日(农历九月十四日)，在武昌起义的带动下，浙江光复军在杭州起义，主力军由新军八十一标、八十二标担任，但攻击军装局和巡抚衙门及旗城的便衣敢死队和劈开望江、艮山两城门的便衣伏兵，俱由九龙山义士担任。

在城门未劈开前，是由九龙山会众和陆军小学学生先发动的。

彼时我才十七岁，受命担任敢死队分队长，亲历攻开军装局和会战抚衙诸役，而掷炸弹轰大门的会友则牺牲了。

省垣光复后，王金发即率所部攻取绍兴，自立为绍兴军政分府都督。

张伯岐留杭，任浙江军政府直属敢死团团长，我以陆小二期毕业生和亲历光复之役资历，历任尚武队排长、敢死团第七队正教等职。

12月中旬，松军钮永建部第二团(团长韩郁堂)营长郑炳垣(号佐平)约我去上海担任队长(即连长)职务，对我这个从未出过省境的年轻人吸引力颇大，便带着七个部下冒冒失失地来到上海，当时我身上只有八块钱。

住进十六铺太康旅馆后，我们即与郑炳桓取得联系。

郑炳垣对我说:“你来迟了，班底已编足。对不起，请你另作他计。”

然后他就跑到松江成立队伍去了，把我们甩在上海。

从此，我开始了独立奋斗的生活。

我住在太康旅馆，每天房饭钱一角六分，中、夜饭八个人吃一桌饭，有六大碗菜(荤、素各半)、一大碗汤，还有两瓶绍兴酒。

早饭吃稀饭，四碟菜，生活费用是低的。

我走进英法租界，看见法租界的安南籍巡捕、英租界中国籍巡捕的服装很刺激人，他们头戴红缨帽(红顶子或蓝顶子)，身穿黑马褂，脚蹬朝靴，有的还挂着花翎，在马路上站岗，这样的服装是清朝政府四品以上官员的服制，是侮辱我们中国的一种表现。

我为浙江余姚县洪门九龙山会党请求沪军编充北伐军事求见陈其美，为门者所拒，刚巧府属同乡张兆辰(字星白)见陈出来，看到我后向门者介绍说:“樊是热诚的青年，盼你带他去见陈。”

门者答允，遂见到陈。

进入会客室，我向陈行军礼，陈起立与我握手，叫我在他右边首位坐下，我看陈穿上将军便装(仿日本军队服制)，身架很高，颧骨高耸。

和我对座的是他的参谋长黄郛(字膺白)。

客人坐得满堂。

黄郛却和陈侈谈，首先谈陶骏保如何阴险，如何滥用权力，应该正法。

有人插话说:“陶骏保不好，但他哥哥陶宾南是好的。”

我也插一句:“我听说陶宾南是好的。“(因陶的五弟鹤保是我陆军小学算学老师)

黄郛又谈海军索饷事。

陈说:”这些海军打仗没用场，走私贩毒却内行，天天要钱，以投北为要挟、真讨厌。”

黄郛缠绵不断地谈话，客人无从插嘴，我忍耐不住向黄说:

"你是内部的人，随时可见都督谈话，我们见都督不容易，请你停止一下，让我先谈一谈。”

我这话把大家都唬住了，我就把我的来意向陈说明。

陈说:"部队编足了，因经费关系，不能再编。"

我反复和他辩论，他不允考虑。

我辞出，陈送我出门，堂堂都督送我这个小人物出门，这对我真是特殊的礼遇，使我非常感动。

过了两天，我们生活维持不住了，他把我们八个人送入招贤馆。

沪军都督府在斜桥总会设立一个招贤馆，招待外国留学回国参加革命的学生和各省来投效的军政人员，我们八个人得加人，是不够资格的。

馆内招待很好的伙食，大有孟尝君养食客的风味。

经常开讨论会，谈政治问题，如男女该不该平权等等。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曾来接待过我们。

后来我带的人因为没有零用钱，各自投军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那时有许多守旧的人，不肯剪掉辫子，馆里发起一个剪辫运动，大家手执剃剪，分组到马路口和新舞台去剪。

我参加新舞台剪辫组，剪了十几个人。

一些有小辫子的人纷纷逃跑。

都督府来人说:有碍舞台营业和秩序，希即停止，请大家看戏。

这个运动只昙花一现，但却奏了效果，许多爱面子的人自动剪了，免得到外面被人强迫剪去。

我长兄樊光由浙来沪，要我同去访问日本留学时的革命旧友。

先见过王正廷，再到民立报馆看了章行严(士钊)，最后到广慈医院去看陶成章。

我见陶是个胖子，穿一件兰花绸的羊皮袍。

他很和气，和我两兄弟握手，同我长兄道阔别，说这件皮袍子是新近别人送给他的，意中好像他从前很朴素，现在穿了新皮袍， 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他说浙督汤寿潜辞职，要选他继任，叫我哥哥快回杭州，给他去接头帮助。

他又对我说:"我如回浙江，你跟我去，有事做。“

我很欢喜。

当日我长兄就回杭州去了。

我因沪军都督府介绍我到沪军北伐先锋队司令部去投效。

见陶的第三日早晨就到北站乘火车去吴淞中国公学(沪军北伐先锋队司令部所在地)去报到。

买了一份报来看，看到陶成章被刺的消息，顿时使我头脑晕了一阵，想我真倒霉，这个靠山倒下了。

当时缉凶未获，后来渐渐地透露是陈其美派蒋介石策划去行刺的。

到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任伪总统的时候，便直认不讳，并以刺陶是有功于党国。

章太炎、陶成章是光复会领袖，是实干派。

江浙一带光复会潜在势力最大，上海光复，光复会之力居多。

陈其美阴谋窃居都督，为光复会会众所不满。

浙江都督汤寿潜辞职改选，陈其美以上海非正式省份，都督府是不能久存的，谋乘机督浙，并控制苏松太。

但他虽是浙江人，却在浙江毫无基础，难与陶成章竞选，因此动了谋杀陶的恶意。

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因辛亥革命回国，参加过上海、杭州的起义，他对浙江军队没有历史基础，分不到政治地位，乃在上海都督府任少校参谋。

据有人说:他拜过陈其美为老头子(陈是青帮大字辈)，因此陈相信他。

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初为王辅，王去天津运动起义，在奥租界被捕引渡给清廷杀害，遗职由副参谋长黄郛升充，刘基炎以中校参谋升副参谋长，蒋介石以少校升中校。

刘基炎出任沪军北伐先锋队司令官，蒋升副参谋长，二月之间连升三级。

陈派蒋策划刺陶，是陈将蒋当作亲信。

黄郛兼任沪军第二师(后改编廿三师)师长，蒋任第五团(后改编九十三团)团长，某月蒋领了一团饷银，都嫖赌光了，士兵闹饷，陈又重发一个月，那时军队中把蒋一个月领两个月饷传为奇闻，其以报刺陶之功乎？

癸丑反袁失败后，陈又把蒋介石送到孙中山先生身边，一手扶持，不遗余力。

蒋得志后，对陈果夫、陈立夫极力提拔，也以报其叔知遇之恩。

张群是他沪军都督府的同事，所以蒋、黄、张关系非常密切。

据说孙中山先生由美国转经欧洲回国，当时人士以经济困难，希望中山先生执政后能向美国借四千万作北伐军费，那晓得美国一钱不借，大家对中山先生很失望。

1911年年底，我们还不知我国是什么国体，入夜传闻明天元旦成立中华民国，采用五色旗。

于是通宵做国旗，第二日元旦早晨五色旗飞扬全市，欢呼中华民国成立。

我们觉得突兀、觉得草率，如此大事，不与民众商议，真是怪事。

我在沪军北伐先锋队受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上尉军械员，未几便随军开赴山东参加北伐，辗转烟台、文登、黄县，并提升为少校队长。

我与蒋介石的关系在此期间打下基础。

南北议和成功后，沪军北伐先锋队遣散，我回杭州插班浙江陆军学校进修，离校后出任浙江都督府额外上尉副官。

袁世凯解散国会迫害党人，倒行逆施颠覆共和，我即赴上海参加“二次革命”，在嘉定、嘉兴两度系狱。

1914年初冬，国民党反袁起义被彻底镇压，我去武昌升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就读，期间曾参加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武昌南湖起义，因此受到取消学籍的迫害。

旋参加中华革命党，返回杭州，参与浙江独立，成功后任浙江都督府军务厅厅附。

袁世凯死后，我的陆军预校学籍被恢复，因而再回武昌就读，毕业后成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候补生第二大队学兵，时为1917年1月；

半年后升入保定军校第六期工兵科。

不久便逢上张勋在北京闹复辟，所以曾离校赴沪追随孙中山先生，再次遇蒋。

张勋复辟旋起旋败，我仍回保定军校求学直到毕业，即回杭州，在浙江暂编第一师工兵营见习，时为1919年春。

未几，“五四运动”爆发，杭州是运动的重点城市，仇视帝国主义的我是同情“五四运动”的。

其后，我在浙军历任少尉候差员、中尉旗官、连附、征兵委员、上尉连长、工兵队队长，亲历苏浙战争，对国势日危、军阀内哄益感痛切，终于在1925年脱离部队去北京陆军大学第七期求学并服膺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病逝后，我参加了布置灵堂等工作，和国民党重新接上组织关系。

在陆军大学肄业后，正值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在即，我便受国民党指派从事地下兵运工作，回浙江出任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第四军司令部少校参谋。

1926年冬，北伐军攻入东南，我亦策动浙军师长周凤岐起义成功，此举算是为蒋介石立了大功。

浙军反正后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我晋升为司令部交通科中校科长。

参加北伐，其间在浙江衢县时一度以司令部直属警卫大队中校大队长身份，亲历汤溪会战。

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我认为不是对抗性矛盾。

列宁和孙中山明明是声气相投的朋友，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路先成水火。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我以为是领导人权力之争，不关我事。

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发愤图强要紧跟着蒋政权冲锋陷阵。

凑此时机，树我”功名”，说明我当时的认识还是糊涂的，所谓”功名”尘土而已。

贺龙、叶挺在南昌起义时，我在第二十六军第一师任参谋处中校处长，从师奉命由南通开赴浙江建德，旋以时局改变，回驻上海，再渡江作“二次北伐”。

其时我已由幕僚改任第一团上校团长，因在攻克宿迁一役中建有战功，受到南京国府嘉奖并记升少将，从此被绑上蒋氏十年内战的战车。

1929年秋天，我调任第六师三十三团团长，开往安庆镇压方振武部属。

接着参加蒋介石和冯玉祥的交战，转开武汉警备，受刘峙令，开靳春武穴截堵余亚农叛旅。

到武穴时，接刘峙的参谋长刘耀扬电话:"广济被共军攻陷”，命我派兵收复。

我派一营兵去，碰不到一个共产党的士兵。

我以为是地方官吓跑所致，报一个收复了事。

余亚农军队内变解体，我团又开到襄阳去打冯玉祥部的张维玺。

东征西讨"洒向人间都是怨”，跟着又投入了蒋、唐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