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帝国主义首尾难顾的游击战争

让帝国主义首尾难顾的游击战争

让帝国主义首尾难顾的游击战争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1832年）中写道，“文明欧洲” 的人民战争（Volkskrieg）是19世纪的一种现象。他认识到，这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大众民族主义的产物；这意味着战争不再仅仅是将军们和军队的事情，不再受战争规则、惯例和法律的限制。相反，普通民众会用他们所拥有的任何武器去战斗，无论军事形势多么不利，也要捍卫他们国家的 “灵魂”。克劳塞维茨曾目睹这种情况在俄罗斯和西班牙发生，在那里，游击队员（partisans，西班牙语为partidos）对拿破仑的军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这种斗争后来被称为游击战（la guerra de guerrillas，字面意思是 “小战争的战争”）。

在19世纪，这种情况又多次出现，尤其是在美国内战、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及1899至1902年英国对布尔共和国（即所谓的第二次独立战争）的入侵中。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就像在西班牙和俄罗斯一样，游击战是对外国入侵的一种防御性反应，是国际冲突的产物；在20世纪的欧洲，这种反应也会再次出现。但更引人注目的是，游击战以一种积极主动的、起义的形式，成为了国内革命的工具。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朱塞佩·马志尼曾预见到了这一点，尽管他关于游击战的激昂文章从未成功引发一场有效的游击运动 —— 他实现意大利民族解放的梦想最终是通过常规军事行动才得以实现的。

20世纪初，为了 “民族解放” 事业，在马其顿发起了第一场现代欧洲游击起义。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MRO）面临着树立民族意识和开展军事行动的双重任务，并且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功，直到他们过早地决定从游击战转向常规作战。准确把握游击战术的潜力和局限性这一问题，在后来许多起义尝试中反复出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们对游击战术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欧洲的这场战争几乎完全是 “常规” 战争，尽管在哈布斯堡军队占领的塞尔维亚领土上有一些游击抵抗活动，而且德国军队还以比利时零散的自由射手活动为借口，对平民进行了暴力报复。然而，在德属东非，一名德国正规军官保罗·冯·莱托 - 福尔贝克率领一小支当地的阿斯卡里部队开展了一场非常成功的游击行动 —— 事实上，这与 “民族解放” 斗争恰恰相反。

但是，莱托在整个战争期间抵挡住了规模大得多（尽管非常二流）的英国皇家军队的进攻，这一成就展示了这种战略的潜力，也可能增加了T.E. 劳伦斯观点的可信度，劳伦斯认为1916至1918年的阿拉伯起义是一场决定性的游击胜利。劳伦斯和其他英国顾问帮助组织的阿拉伯军队的实际表现存在争议，但劳伦斯关于这场战役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

劳伦斯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军事观念相悖的观点，他认为 “只要具备机动性、安全性、时间和主义，胜利就会属于起义者”（1920年）。能够打了就跑、只在有利形势下发动攻击的游击部队，能够比正规军坚持得更久。关键要求是 “主义” 或意识形态，而这可以是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或者两者兼具。积极参与起义的人数可能非常少 —— 劳伦斯认为，只要有80%的人表示同情，起义者人数少至占人口的2%也无妨。这将确保当权部队无法获得定位游击队所需的情报信息。

这一理论具有革命性，尽管有些人仍然质疑阿拉伯战役的重要性 —— 从欧洲的角度来看，这是 “次要行动中的次要行动” —— 但它的发表恰逢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境内开展游击行动，几百名战士长时间抵抗英国军队，最终迫使英国做出了政治让步。爱尔兰共和军（IRA）的成就既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心理上；它让英国政府相信，它得到了爱尔兰人民的支持，单纯的军事镇压毫无意义。它从来不需要发展出与五十到一百人以上规模的连队作战的能力。它表明，生存能力和造成破坏的能力同样重要。

一个不像英国那样愿意妥协的政府是否能被游击战术击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然而，俄罗斯内战的经验表明，劳伦斯的观点可能被夸大了，在这场内战中，一支由熟练领导的无政府主义游击队最终被红军击败。当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似乎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列夫·托洛茨基称游击战为 “真正的农民战争形式”，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充其量只是一种有限的认可。游击战是原始的，虽然有时可能是必要的，但它本身并不具有革命性。约瑟夫·斯大林原本是一个对游击战更为热衷的人，但在内战结束后不久就失去了热情。

游击战潜在的无政府主义特性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在西班牙内战中，苏联没有支持这种本应在民族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斗争中发挥重要（即使不是决定性）作用的战争形式。尽管一些来访的文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但西班牙的游击活动只是短暂且分散的。保卫主要城市的紧迫性，以及民族主义军队不太容易被打乱的事实，迫使共和军的保卫者们 —— 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们 —— 陷入了静态的堑壕战。

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毛泽东肩负起了向他的马克思主义同仁们传授他的 “持久战”（他也警告过 “游击主义” 有退化为土匪行径或无政府状态的倾向）的革命潜力的任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广泛的游击战。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游击战仍然是临时组织的，缺乏理论指导。斯大林的军队根据早期的优先事项，没有制定任何关于游击活动的计划。直到1941年德国以惊人的规模和速度推进到苏联境内，导致成千上万的红军部队被困在广阔的被占领区，恢复游击传统几乎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7月3日，斯大林发表广播讲话，呼吁所有爱国者组建游击部队，“让侵略者的日子不好过”，一周后，中央委员会发布了正式命令。人们的响应很缓慢，游击队员的数量在两年时间里逐渐增加，从1941年底的大约3万人增加到1943年夏天的约25万人。按照劳伦斯所描述的标准，即使是较小的那个数字也相当庞大，但当然，涉及的领土范围也非常广阔。大部分被占领地区不适合开展游击行动，因为那里地势平坦开阔，大多数游击活动集中在（仍然很大的）布良斯克森林和白俄罗斯中部的沼泽地带。从一开始，游击行动的主要价值似乎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很重要，而且从德国军队在反游击行动中部署的小规模部队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威胁从来都不是致命的。

尽管如此，德国的反应却极其暴力。反游击部队多次报告说没有找到游击队员，但仍然将不友好的村庄夷为平地，杀害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村民。甚至在入侵开始之前，德国国防军就以东部作战区域广阔，以及（或许更重要的是）“敌人的特殊性质”（德国陆军）为由，被明确豁免了在对平民使用 “集体暴力措施” 时所应遵循的正常法律规定。

在苏联，游击抵抗仍然是常规军事行动的辅助力量，但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游击战独立出现，并成为了革命权力转移的工具。在南斯拉夫，在一位极具决心和足智多谋的游击领袖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领导下，共产党在战争结束时成功地从一个小型地下反对派转变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威。从1941年夏天开始，铁托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声称到1942年底兵力达到15万人，到1943年底达到30万人，到那时，该国约5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地区已被解放。

在现代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解放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国支持；当盟军决定向铁托提供武器时，他实际上已经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但他仍然坚持以游击战术为主，避免与占领的德国军队进行可能导致致命后果的摊牌。德国人发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反游击攻势，其中只有最后一次规模最小但目标最精准的攻势差点抓获了游击队指挥官。

希腊共产党（KKE）也是1941年在希腊兴起的抵抗运动的核心力量，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势力更快地发现了它的潜力。通过特别行动执行局（SOE）这个为支持抵抗运动而设立的机构，英国提供了援助，促成了一次重大的破坏行动，即1942年11月摧毁了戈尔戈波塔莫斯峡谷高架桥（这是为北非隆美尔军队提供补给的线路的一部分）。英国参谋长们决定 “全力支持游击战，甚至不惜牺牲秘密组织的活动”。

但与南斯拉夫不同的是，希腊的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EAM）和君主主义的希腊民族民主联盟（EDES）之间的力量平衡更为微妙。双方都部署了大量的游击部队，尽管他们在早期的行动（如戈尔戈波塔莫斯高架桥行动）中进行了合作，但也在为争夺权力而进行内部斗争。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分支）有一些能干的指挥官，但作为一个整体，该党没有像南斯拉夫的铁托那样有魅力的领导人物。它接受了斯大林将马其顿从希腊分离出去的政策，这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但到战争结束时，它的抵抗运动使它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因此在1946年初发起进攻的决定似乎是合理的；到那年年底，现在被称为民主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希腊境内有大约1.3万名成员，另外还有1.2万人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跨境避难所中。不同寻常的是，女性在这些部队中占了很大比例；同样不同寻常的是，很大一部分人是被强制征召入伍的。内战开始时，希腊国民军力量薄弱且组织混乱，多年来一直在进行徒劳无功的尝试，试图围剿游击队。但1948年美国援助的注入决定性地改变了力量平衡。

1947年，起义者过早地转向公开军事行动，加速了希腊共产党的失败，不过坚持游击行动是否能避免一场痛苦而破坏性的冲突持续下去，这一点值得怀疑。到1949年，希腊共产党起义的失败表明，在欧洲，所谓的 “经典” 农村游击战已经不再可行。恐怖主义，有时（误导性地）被称为城市游击战，将被爱尔兰共和军和埃塔（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等民族主义组织，以及意大利红色旅和德国红军派等革命社会主义团体所采用。但这些组织都没有达到劳伦斯或毛泽东所阐述的军事影响力。

最有效的综合游击行动出现在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塞浦路斯，在这里，塞浦路斯民族斗争全国组织（EOKA，希腊保皇派Khi组织的一个分支）为使该岛与希腊合并而战斗。其领导人乔治奥斯·格里瓦斯上校是一名正规军人，对游击战术有着精准的把握。对于马卡里奥斯三世大主教提出的塞浦路斯人不够勇敢，无法开展起义运动的反对意见，他回答道：“没有人天生勇敢；在正确的领导下，他会变得勇敢。” 塞浦路斯民族斗争全国组织的城乡结合的行动（1955至1959年）表明，一个优柔寡断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被无情的暴力手段说服，从而放弃其殖民地。

在像阿尔及利亚这样帝国主义势力根深蒂固的地方，游击战术则被证明是不够的，阿尔及利亚当时已被划为法国的一个省。法国的军事措施摧毁了民族解放阵线（FLN）在阿尔及尔的组织，而阿尔及利亚最终实现独立（1962年）的关键在于法国公众舆论对这些军事措施的反对。在那个历史时期，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使用酷刑仍然被认为是令人深感震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