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浴血抗日十四年（11）中村事件的来龙去脉

国殇：浴血抗日十四年（11）中村事件的来龙去脉

1930年代以后，为了侵略中国东北，日本一直通过各种形式进行间谍活动。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日军占领中国东北时，苏联可能会出兵干涉，那时兴安洮南一带将成为主要战场。因此，多次派遣军事间谍潜往兴安岭方面进行侦察。

1928年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一带土匪活动很猖獗，为了打击土匪，稳定边界，张学良特批了400万元军费，从蒙古王公手中购买了一大片荒地，派军队屯垦殖边，并设立了兴安屯垦公署，并以3个团的兵力屯垦实边。

兴安屯垦区，北抵索岳尔济山，南至白城子，长450里，东西夹在蛟流河、洮儿河、绰尔河河谷之间，宽约300里。这里草木丰茂，由于没有被开发，深山老林里面充满了危险。

为了保守当地军事秘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特照会各国驻沈阳领事馆:“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唯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但是，日本侵略者却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图片来自网络

1931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派遣从事兵站业务的部员中村震太郎大尉赴中国东北“搜集对苏主决战方面及兴安屯垦区的作战资料”。

中村领命之后在关东军参谋片仓衷等人的支持下开始了侦察工作，5月中旬开始，中村经哈尔滨径赴满洲里，对呼伦贝尔地区进行了反复侦察。

6月初，折回齐齐哈尔以南的昂昂溪，他在当地吸收了名义上以开旅店为业的日军预备役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为助手。嗣后，化装成中国人，并以一名白俄为随役，携带马匹及侦察器材，由中东路的伊列克得车站出发侦察，预定通过索伦于6月末、7月初到达洮南。

中村等先在平齐线(四平至齐齐哈尔)上的泰来附近盘桓侦察，沿绰尔河西进，进入扎赉特旗，与旗公署官吏进行了密谈。尔后，又以一名蒙古人为向导，辗转于绰尔河南岸地区。

6月25日，他们向屯垦区第三团驻地苏鄂公府驰来。

中村震太郎（左）和井杉延太郎

这天早晨，兴安屯垦军第三团第一营营长陆鸿勋，正带领士兵们在团部的操场上训练，他们远远看见4个人骑着高头大马，驮着大量行李物品，沿团部西边的大路从北向南而去。

兴安屯垦区属于边境军事地区，比较敏感，屯垦军对出没在这里的形迹可疑的人，也多了一份心眼。陆鸿勋立刻命令士兵把这4个人追回操场问话。

奇怪的是，这4个人中有中国农民模样的人，却听不懂汉语，改用蒙古话讯问，仍然听不懂（也可能是装作听不懂）。

陆鸿勋怀疑他们是日本人，于是报告了副团长董平舆。

董平舆曾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回国，任东北军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副团长，他在日本生活了4年，日语很好。

董平舆用日语向这伙人问话，其中一个人终于回答了，他自称是日本人，还从口袋里取出了一枚名片，上面印着“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

据中村震太郎说，他是东京农业大学派来东北的，这次由洮南出发，计划到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因为前方时常有土匪抢劫，道路不安全，打算折回洮南。

董平舆一边听这个日本人忽悠，一边盯着这几个人的装扮和马匹，觉得很不对劲——这几匹马非常高大，一看就不是东北所产，倒很像东洋军马，当时是夏天，这几个人却穿着棉衣棉裤。

日本人在搞什么鬼，打开检查一下行李就知道了。

一声令下，大兵们把这几个人的行李和身上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里面果然很有料，有调查笔记、报告文书、大量军用地图、望远镜、指北针、测图仪器以及三八式马枪和南部手枪等物品。

从这些笔记和地图发现，中村震太郎一行在一个月以前，从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把军用地图对照所经之地，加以修正改绘，还详细记载了所经之地的气候、物产、水源、村落、风土人情以及屯垦军的兵力、武器、部署甚至军官名字。

董平舆倒吸一口气，对中村震太郎一伙人说：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上不安全，你们可在我们团部暂住一夜，等明天出勤士兵回来，再护送你们回洮南。

说完，就把他们扣留了起来。

事情重大，董平舆立即派人找外出校阅军队的团长关玉衡处理这件事，关玉衡也觉得事情不小，连夜赶回团部。

随后，董平舆向关玉衡详细汇报了事情经过，这四个人中，为首的是中村震太郎，据查获的文件显示，他是日本参谋省情报科的人；另一个日本人叫井杉延太郎，是退役曹长（上士），中村的助手。

还有个俄国人叫米罗阔夫，是洮南煤矿的一名采矿师，长期在东北活动，他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会几国语言，是中村震太郎的向导兼翻译。

此外，叫刘文茂的蒙古人，是扎赉特旗札萨克巴公爷的女婿，负责协助中村震太郎联络、策反东蒙古王公。

日本人拍摄的“兴安盟”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所以，中村震太郎此行，不仅有军事侦察任务，还有颠覆破坏任务——他曾召集蒙古王公开会，策划东蒙独立。

事情发展到这里，关玉衡感到很棘手。日本间谍来兴安屯垦区搞侦察，不合理也不合法，但中国是弱国，如果和日本正常交涉，肯定吃亏，到时候不仅要被迫放人，还可能被中村等人反咬一口。

关玉衡决定召集全团连长以上军官开会，商量如何处理中村震太郎间谍一案。

会上，副团长董平舆认为，我们若将中村等人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

兴安军垦第三团团长关玉横旧照

董平舆强调：中日两国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在这里把他们秘密处死。

一营营长陆鸿勋也坚决支持董平舆。其他军官也大多持类似观点，认为既然事先已经向外国人打了预防针，明确表示不会保护他们来屯垦区游历，那么他们在这里出了事，也不干驻屯区什么事。

开完会后，关玉衡又审讯了中村震太郎一次。中村间谍身份已经暴露，他认为中国军队不敢把他怎么样，审讯时非常狂妄蛮横，甚至与士兵扭打起来。

关玉衡命令把他捆倒了打，中村丝毫不惧，与士兵们疯狂撕打，关玉衡猛然站起来，拔出战刀要活劈他，中村这才老实下来配合审讯，等签字画押时，他又挑衅士兵，冲突再起，士兵们忍无可忍，一拥而上，对中村拳打脚踢，最后用枪托砸头把他打晕了。

事已至此，关玉衡下令将中村一行秘密处决，除重要文件外，尸体、行李、马匹一律毁尸灭迹。

当着20多名官兵的面，关玉衡宣布了几条纪律，要求在场的人对此事绝对保密，不准私藏中村等人的任何物品，如果上级询问就说不知道，违反纪律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罚——枪决！

中村被处决处示意图 图片来自网络

当晚，全团戒严，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士兵一律不准外出。

6月27日凌晨30分许，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一行4人，被就地正法。但是，处决中村等人的方法有争议。

关玉衡在回忆中只说是枪决的，董平舆回忆说，他们用马车把中村等人拉到山上，然后用煤油点火烧死，骨灰抛洒，马匹打死后推到河里漂走，衣物等物证全部焚毁，灰扔到了河里。

还有人考证说是用军刀挨个砍死的，然后分尸装进麻袋，绑上石头沉到了河底。

6月27日早晨，关玉衡到屯垦区公署报告了这件事，同时，写好快邮代电（以快速传递的邮件代替电报的一种公文），连同物证一并交给了苑崇谷（苑刚被任命为团长，要去北平谒见张学良），托他到北平呈报张学良。

不过，中村震太郎从海拉尔出发前，曾给洮南的日本领事发电报，说明了到达洮南的大致时间。

但是，到了日子却不见中村的人影，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消息，日本领事意识到中村可能出事，于是，就向上面汇报了。

7月3日，日本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派人来洮南一带秘密侦查，探听中村的消息。

关东军司令部也派人到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查询中村等人的踪迹，他们还在洮南满铁公所设立了搜索本部，由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坐镇，向各地派出特务搜寻。

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向东北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在北平，荣臻坐镇东北）提出了抗议。当时，日本人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知道人不见了，其抗议带有讯问、试探的意味。

荣臻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荣臻让人询问兴安屯垦公署：是否有中村震太郎其人到区游历？

兴安屯垦公署回复：并无其人。

显然，兴安屯垦公署并没有将此事上报给荣臻，而张学良收到关玉衡的报告后，指示他：“妥善灭迹，作好保密”，也没有告诉荣臻。

与此同时，日本控制的报纸如《盛京时报》、《泰东日报》等，纷纷报道了“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一事，这些报纸猜测，中村震太郎在游历时，携带了很多鸦片，结果被兴安区一带的土匪所害。

兴安屯垦区到处是深山老林，人烟稀少，夜里杀几个人再毁尸灭迹，天知地知做的人知，外界基本无法查清，除非做的人泄密。

事实上，虽然所有知情人都被警告泄密就死，但是，参加会议和行动的官兵有20几人，知情人越多，保密的可能性就越小。

7月23日，齐齐哈尔满铁公所副所长佐藤龟鹤人的老婆，与一个日本妇女八卦扯淡时，从对方口中得知了中村震太郎一行被屯垦军第三团杀死的消息。

泄露消息的日本妇女，是一个中国人的老婆，至于她是从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不得而知。

驻东北的日本特务机关得到这个消息后，纷纷前往屯垦区一带调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来到这里。

日本人地毯式的搜寻终于有了成果——他们从洮南“大兴当铺”，找到了中村震太郎的手表，顺着这条线索找到了手表的抵押人李德保，李德保很快就招了。

原来，中村震太郎和士兵撕打时，手表打飞了，落在了一个角落，前来送饭的李德保趁混乱之机把手表捡起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揣进了口袋，后因吃喝嫖赌欠债，把手表抵押给了当铺。

此时，日本军部尤其是关东军，认为这一事件是“向国内外显示军部的威信，回答国民的期待，并使之成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极好机会”。

8月17日，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向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正式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中方道歉、赔偿、惩凶、保证等。

臧式毅表示，将立即组织调查，等搞清楚了事情原委，再作处理。

当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发表了《对中村事件的声明》。谎称中村是以游历为目的到洮南旅行而被屯垦军杀害，刻意隐瞒了其从事间谍活动的内容。

声明公然诬称：中国蹂躏日本正当权益”叫嚣“日本不能漠视，应报告中外，唤起朝野注意，诉诸世界万国之正义，以责中国之无信”。该声明以强盗伎俩对中国进行反噬，借以鼓动反华情绪。

日本右翼团体像打了鸡血一样，纷纷鼓噪，要求政府强硬起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东京等地的日本军官为中村举行了大规模的葬礼，一些青年军官还涌向靖国神社，割破皮肤，用血涂抹太阳旗，煽动为中村复仇的狂热情绪。

8月上旬，关东军制订了一个“武力搜索”计划。预定以搜索证据为名，派遣步、炮兵3个大队进驻出事现场。为此，还通知第2师团和满铁做好了一切准备。

实施该计划的目的在于“搜取在附属地外驻兵的机会”或“执行平日制定的满洲事变计划”。

8月19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与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再次进行交涉，要求“追究责任”。

当时，臧、荣2人仍未得到屯垦军第三团关于中村事件的报告，不明事件真相。因此，答以立即派员赴洮索地区调查，俟得真相，妥善处理。

8月24日，日本陆军省提出了一个对洮索地区实行“保障占领”的方案。

规定:“在中国方面否认杀害的事实，或虽未否认，但不能迅速满足日本方面要求时，立即派遣以一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赴洮南，占领洮索铁路”；中国方面若不能圆满解决。“帝国就要实行持久的占领”；

在实行本案时，如遇到中国方面的武力反抗，将考虑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

这个方案同关东军的计划相同，也是要以中村事件为契机，采取以占领整个东北为目的的军事行动。

但是，日本外务省担心这样做引起国际方面的疑惧而加以反对。

外务省在8月26日给若概首相准备的上奏天皇的材料里说:

“就中村事件而实行保障占领单从与国际联盟的关系来看，也不能不说是最不适当的，最不高明的作法。”

由于外务省的掣肘，军部只好暂时停止执行上述方案，双方商定由外务省出面与中主交涉；倘中方否认杀害事实，则由关东军协助交涉。

在日本的压力下，东北长官公署派参谋孟相品等5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中村事件，9月3日，调查组返沈。调查结果称，中村震太郎入境手续极不完备，但是否被害尚未查明。

因为，此前不久，兴安垦区第三团发表声明如下：

查自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馆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不周，不发护照。凡私自人于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

中方虽然未承认处死中村一事，但已指出其擅入禁区的非法性质，明确了责任所在，日本应反躬自责，自知理屈而退，但是，惯于恃强凌弱的日本侵略者却采取了更加逼人的攻势。

9月4日，林久治郎再访臧、荣二人，恫吓说:

“面对这样的重大事件，中国方面仍如以往那样态度暧昧，毫无诚意表示。

对于近年来中国的排日运动，我国朝野上下非常关注。特别是维护在满的权益，我国政府视同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故对当地中国官宪的表现，正在密切加以注视。

本案事实极其清楚，如中国方面仍以敷衍态度搪塞推诿，我国政府终将无法容忍。”

臧、荣二人当即表示，将另派高级官员调查。

此时，张学良已由多种渠道获悉日本将采取强硬态度，益感形势严峻。因此，训令臧、荣二人，俟第二次调查后，根据事实，决与圆满公正解决，不使中日国交发生阻碍。

同时，他委托其日本军事顾问官柴山谦四郎少佐赴东京，转达和平解决的愿望。

9月9日，来自第二次调查的消息说，有迹象表明关玉衡的部下处死了中村震太郎。

翌日，张学良在北京召开军政会议，决定迅速而稳妥地解决中村事件。会后，张向日本公使参事官矢野表示，将极力设法解决中村事件。

同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往见辽宁省主席减式毅，根据日本政府训令提出四项要求:

一、奉天当局谢罪；

二、严惩责任者；

三、赔偿损失；

四、保证将来不发生类似事件。

臧式毅表示，第二次调查员返沈后，方能予以答复。

9月11日，荣臻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中村事件果有其事，但不要因这类问题破坏了中日亲善关系。

在中方做了这些表示后，日本的攻势仍不稍减。林久治郎一再对威、荣施加压力，声言:“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

为了应付日本人，9月13日，荣臻派宪兵司令陈亚兴率领宪兵一团，大张旗鼓地到兴安屯垦区调查。

事实上，荣臻此时已知事情真相，并派人把关玉衡秘密接来沈阳保护了起来，在接风宴上，关玉衡向荣臻表达了歉意，说不应该越级上报，让长官难办，荣臻也向关玉衡交了底，所谓调查，就是做做样子给日本人看，此举，肯定经过张学良同意。

张学良对关玉衡的爱国义举很欣赏，但对此事所引起的后果也很担忧，所以，他收到关玉衡的报告后，指示他灭迹保密，竭力掩盖此事。

事情暴露后，张学良的策略是装糊涂拖延，他指示荣臻、臧式毅等人，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尽量让步，不要激怒日本人。

不仅如此，张学良还力图把中村事件的交涉，限制在东北地方当局和日本之间，不想让南京政府外交部插手。

8月23日，当南京政府外交部询问事情真相时，东北当局给出的回复是：

没有这回事，日本人无端寻衅，故布疑阵，目的是转移万宝山事件的注意力。

南京政府外交部根据这个回复，强硬地怼了日本人。

然而，这事不是拖延就能解决的。9月16日，陈亚兴调查团刚返回沈阳，日本人就跑来追要结果。

此前一天，日本参谋本部拟定了《解决中村事件困难时的报复手段》，决定在日本的谈判条件得不到满足时，即占领洮南、郑家屯、通辽以及沈阳兵工厂，如果内阁不采纳军部主张，就发动政变。

9月17日中午，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通告日本总领事馆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现监禁于军法署，将组织军法会议，严肃审讯。

当日下午，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往见荣臻，荣臻将中村进行间谍活动的物证交给林久治郎过目，其自知无理，气焰一落千丈，尴尬地说：事关军部，我得回去请训。

晚上，林久治郎又来谈判，此时，中村震太郎是不是间谍，已经不重要了，它不影响军部的决策。他对提出的四项要求进行了详加解释:

一、须由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或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向日本政府道歉；

二、须按中国法律规定严惩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以下直接责任者；

三、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件处理；

四、须对日本真正开放洮索地区，中国修筑洮索铁路，须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垦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这些要求以第四项最为关键。其目的在于乘机搏取日本多年来未能到手的在该地区的土地商租权及洮索铁路的修建权等重大侵略权益。

荣臻看完林久治郎的四项条款后，自然不能轻易表态，说：我也得请训，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

日本总领事馆在当日晚间也召开了秘密会议，商讨对策，中心议题是怎样迫使中方接受日本的四项要求，特别是开放洮索的要求。

最后决定，首先在武装警察的护卫下，把拖延多年没有解决的驻洮南领事馆建立起来，如果中国方面以武力加以阻挠，就要求日军出兵，造成出师有名的条件。

日本领事森岛守人后来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数小时，“这一次没有军方参加的单独由总领事馆召开的会议，也充满一种最后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兵力的空气”。

9月18日下午，日本总领事馆森冈领事复来与荣臻交涉，荣臻说明据调查中村大尉确系被屯团三团枪杀团长关玉衡应负直接责任，将受到审讯。

但是，中村是在逃跑时被开枪打死的，因此不能说是虐杀，重申希望按照外交途径解决这件事，表示将尽可能满足日方提出的条件。

但是，东北当局的妥协，没有换来日本的谅解，关东军少壮派早就等不及了，当天晚上，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中村事件的交涉到此终止。

九·一八事变后，关玉衡和董平舆都逃到了关内，为了躲避日本特务的追杀，董平舆改名董昆吾。关、董二人在解放后分别写了《中村事件始末》和《中村事件真相》两篇回忆文章。

陆鸿勋加入了伪满军队，后被日本人发现、逮捕、肢解，以祭奠中村震太郎。

荣臻和臧式毅，后来都当了汉奸。

兴安屯垦军处死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是维护国家尊严和安全的正义行动。

日本派遣间谍侦察我国防情报，非但不引咎自责，反而向中国反噬问罪，暴露了其横蛮无理的帝国主义本性，而中国官宪在交涉中，不敢坚决揭露和谴责日本的间谍罪行，却在日方的进逼下忍辱含垢，委曲求全，避免冲突。

但这种屈辱的做法，灭了自己的志气，长了他人的威风，反而加速了日本武装占领东北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