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贫民”逆袭“文教望族”（七）

“草根贫民”逆袭“文教望族”（七）

——张謇、张伯苓、张彭春、张伯驹身世与关系推究探源之考（七）（张謇篇5）

张謇一生创办了100多家企业，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民国11年（1922年），北京、上海报纸举办民意测验，张謇以最高票当选为民众“最敬仰之人物”。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奉张之洞之命创办大生纱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创建了南通博物苑。

民国元年（1912年），起草清帝退位诏书，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民国4年（1915年），因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要求，张謇愤然辞职。民国8年（1919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

张謇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主张 “实业救国”“父教育，母实业”，在南通兴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开创了唐闸镇工业区，使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城市建设按照一城三镇的格局，成为长江下游的重要商埠和苏北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

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但由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3月，张之洞向朝廷请示，委派张謇在通州兴办纱厂，张謇慨然应允；同年夏，张謇为张之洞起草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针对《马关条约》的后果，提出速讲商务、广开学堂、修建铁路等九条建议；10月，列名上海强学会，创办《强学报》。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张謇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家闸为厂址筹建纱厂，起初张謇决定纱厂是纯粹的商办，为了筹款，其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无奈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这样大生纱厂便改为官商合办。

光绪二十五年（1899）4月，拥有2.04万纱锭的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开车试生产时，运营资金仅有数万两，甚至没有资金，在走投无路之际，张謇接受商董沈敬夫的建议，破釜沉舟，全面投产，用棉纱的收入来购买棉花，维持运转。幸而随后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充，不但使工厂得以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

大生纱厂终于生存了下来。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张謇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家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

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詧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4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

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加赏张謇“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同年，为了解决木船驳运江中轮船货物效率低的难题，张謇决定在天生港筹建码头，为此咨呈两江总督周馥，申请自开商埠。

后来张謇出面募集资金，在天生港建了两座名为“通源”“通靖”的码头，并对附近江滩施以抛石护滩，抵挡江潮，由此开启近代南通港建设的历史。

同年，大生纱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此外，张謇还在这一年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謇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

宣统元年（1909年）10月14日，张謇被公推为江苏谘议局议长，随即开始酝酿奏请朝廷速开国会。两个月后，在张謇的倡导下，一个由十六省代表组成的国会请愿团向北京进发。宣统二年（1910年）1月，请愿团抵京，发起国会请愿活动。清廷先劝慰了一番之后，以筹备尚不充分为由，驳回请求。5月，发起第二次请愿发动，再次被驳回。10月，发起第三次请愿发动。

同年，创办了南通电灯厂，南通市区开始用电灯照明。

宣统三年（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张謇起草了退位诏书；随后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民国二年（1913年），建立大聪电话公司，创办南通城乡邮政和电话业务。

同年，张謇派郁芑生和秦亮夫去英国考察相关企业，电厂是考察的重点。张謇从西方纺织企业的现状，看到大生纱厂的不足，特别是动力供给上的落后，决计以电力替代蒸汽动力。

民国3年（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

民国4年（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第一至四条号要求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的生产。

民国5年（1916年），张謇建立第一所民办气象台。

民国7年（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民国8年（1919年），张謇将上海人姚祥堂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东台用电的困难。同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同时，南通电厂（后改为天生港电厂）开始启动设备的采购。

甲午战争后，张謇弃政从商，他鲜明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

其“实业救国”包含以下几点重要内容：

第一，张謇认为经济才是根本。

第二，张謇是一位坚决的重工主义者。他很重视采用新工艺、新技术。

第三，张謇呼吁“棉铁主义”，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产业政策。“棉铁主义”的产业政策是既可以解决对外贸易逆差问题，又切合时宜的工业化路线。

西方第一次工业化是从轻工业（以纺织工业为主）开始的；后来苏联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张謇高明之处在于没有照抄照搬洋人的办法，而是实行符合国情及19世纪末世界潮流的轻重工业并举的“棉铁政策”。

第四，张謇善于利用多年从政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力争官方支持，发展民间资本。例如，张謇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的特殊关系，对于他投身实业、创办大生纱厂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张謇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被清政府任命为商部头等顾问官，民国元年（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

但是，他跟洋务派的官僚截然不同，他一贯主张发展民间资本，并且以此为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民族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

当然，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他并未忽视发展商业。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他主张政府应建立保护奖励机制。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謇将培养人才、开办学堂作为发展工商业的前提条件。他认为，开办学堂，引进西学，培养和使用各类专业人才是强国之本。为振兴实业而培养人才，为培育人才而兴办学校、办师范，为办学校而兴纺厂，张謇顺着这个思路，走上了状元办厂兴学的道路。

张謇“振兴实业”是为了对抗设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他兴办实业，也是为了“养民”。

为了减少帝国主义经济控制，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张謇在大生纱厂赚得丰厚利润之后，踌躇满志，从光绪二十五年到宣统三年（1899年—1911年），以通州为基地，以棉纺业为中心，又兴办了一系列辅助企业，共34个，总投资900多万元。张謇的实业，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中国的面粉、玻璃等产业从此开始起步。

为了“养民”，在苏北沿海各县，张謇还先后创办了20个盐垦公司，资本估计达到1600多万元，围地413万多亩，已垦地98万亩，年产棉11.6万余担。工农业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大生民族资本集团，资产总额大约3300多万元。大生系在全盛的时候，人称“南通是中国著名的实业模范区，张氏也是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

另外，晚年的张謇由主张依靠本国资金兴办实业，反对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或中外合资设厂，转变为主张对外实行“开放主义”。

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并为立宪开展了大量活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乘清朝被八国联军战败而欲求改革之机，张謇向朝廷递交了他一生中一份非常重要的奏章——《变法平议》书。在此书中他提出了四十二条改革方略，其第一条就是“置议政院”，又推荐了日本议会的运作。

《变法平议》是中国已经在进行地方自治实践的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纲领、详明地公然呼吁参与国家与地方政治的宣言书，不啻是一声春雷，震撼大地。其对国家宪政和保障地方自治的地方议会制度的倡导，就南通而言，标志着正在实践地方自治的南通已发展到了寻求法制政体上的保障的新阶段。这是南通和张謇对中国的区域（含城市）近现代化演进的一个历史里程碑式的贡献。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张謇认为，“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此后，张謇积极推进立宪，他发起的预备立宪工会在宣统三年（1911年）之前，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便包括编纂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商法。宣统元年（1909年），预备立宪工会完成了公司法和商法总则两部草案，成为此后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颁布公司法和商法的基础。

宣统元年（1909年）9月，张謇筹办成立了江苏咨议局，此后，各地咨议局陆续成立。在他的倡导下，各地咨议局力争立法权力，于宣统二年（1910年）连续三次在京发起以设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为号召的请愿活动。

宣统三年（1911年）5月，清廷宣布了“皇族内阁”名单和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哗然，抗议浪潮高涨。张謇赴京直谏摄政王载沣，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内政的建议：与美国开展国民外交、治理淮水、保护农工商业、加强咨议局作用等。

张謇的一生，以爱国大局为重，以创办实业为基，以振兴民族农工商业来坚决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与盘剥，为振兴民族经济，实现民族自治，夺回民族主权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上内容来源于百度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