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如何上升到“胡风反党集团” 殉道者 胡风及其同仁们

63 如何上升到“胡风反党集团” 殉道者 胡风及其同仁们

胡风及其同仁们第二次“高升”，是对其“反党反人民”的“思想”和“斗争”的进一步明确化，并由原来的“一派”规范为标准的“集团”。也就是说，在“反党反人民”的前提下，“思想”+“斗争”+“一派”=“胡风反革命集团”。

这一次升级的导火索，是舒芜拿出胡风写给他的大批信件，借以充当批判材料。

舒芜以交出朋友的信件充当“立功赎罪”或自我进步的证据，完全违反了交友的原则和道德，尽管不能简单将此看作是“卖友求荣”——事件本身远比这更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和人性内涵。但他确在胡风及其友人们处在刀俎之间时，起到了釜底添薪、火中送炭的作用。

根据舒芜本人的回忆：人民日报的一位女编辑叶遥因为与他夫人是老同学，通过这层关系，1955年4月登门前来约稿。舒芜写了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送往报社。编辑部发现其中引用了不少胡风给他的信，遂让叶遥再度采访舒芜，并提出可否把胡风的原信“借给我们看一看”。舒芜一口答应，把历年来胡风给他的100多封信件装订成册交给了她。通过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这批信函转到了中宣部。

三四天过后，叶遥通知舒芜，说是林默涵要找他谈话。见了面，林默涵拿出舒芜写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和一厚本信件，说：“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你的文章可以不必发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

林把已经在原信上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的信还给舒芜，说道：

“可否把这些重要的摘抄出来，按内容分成四类。一、胡风十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二、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地反对和抵制我们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三、胡风十多年来为了反对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的。”

林默涵告诉舒芜：“现在胡风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般的宗派主义的问题了。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是，是对党、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对党的文艺政策，对党的文艺界的领导人的态度问题了。”

最后，林默涵要求对胡风信中一些不容易懂的词句作出注解。舒芜简明地记下了重要的指示要点，取回稿子和信件，在林默涵三番两次的电话催促之下，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进行分类、摘录和注释，第三天把这个“材料”交给了叶遥。(奚纯《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

这份材料，最后送到周扬手中。周扬决定，把它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起在《文艺报》第 9期发表，然后由《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当时《文艺报》的负责人之一康濯回忆：“《文艺报》发表舒芜的材料，用的题目是《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并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是我写的，事先征求了周扬、林默涵等同志的意见。”

5月8日上午，周扬把这些文章清样改了一两个字后送给毛泽东，并附上一封信：“主席：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15 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您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5月11 日，毛泽东在周扬的信上批示：“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加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中午，林默涵将毛泽东亲自改定的清样和重写的按语，送到《文艺报》编辑部。文章标题《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被改成《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面对如此重大改动，康濯拿起电话找周扬落实情况。

“不应该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接受主席的指示。”周扬说。

“主席提得太高了。”

“不是主席提得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距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主席思想的距离。”(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

就这样，1955年5 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爆炸性”的材料，同时全文刊登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编者按”。于是，胡风及其同仁们就成了“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

由“反党集团”到“反革命集团”，只差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