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小伙一怒之下切断小指以证清白。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回顾

河南小伙一怒之下切断小指以证清白。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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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经过：

2009年，刚到上海工作两天的河南籍小伙孙中界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意外的善意之举，却给自己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2009年10月14日晚，孙中界驾驶公司的金杯面包车行驶到闸航路和召泰路交叉口时，他看到一个年轻男子在马路中间挥手示意他停车，他出于好奇和同情心，决定停车看看是否需要帮忙。

该男子见车停，一下子就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上。他说这么晚拦不到车，又非常冷，想让捎他一程。孙想反正刚好顺路，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然而，当他将这名男子送到目的地后，男子突然掏出10块钱扔到仪表盘上，并试图抢夺他的车钥匙。

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里冲下几名便衣男子，声称是执法大队的人员，指责他非法营运。他试图解释情况，并寻找当时上车的男子为他作证，但那名男子已经消失无踪。

随后，这几个人把他从车里拽出来，没收了他的驾驶证和行车证，并将他强行带到附近的一个胡同里，那里停着一辆依维柯车。车上坐着几名穿制服的男子，他们对他进行了审问，并出示了一份涉嫌黑车营运的调查处理通知书。

尽管孙中界坚称自己只是出于好心帮助对方，没有索取任何费用，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他非法营运。并迫使他在处理通知书上签字。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僵持后，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但他的车却被他们开走了。整个过程让孙中界感到非常委屈和愤怒，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做好事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无妄之灾。

当晚，孙中界回到了鲁汇镇的租住处，越想越觉得气愤和委屈，原本是为了帮助一个急需搭车的人而停下了车，没想到却被人诬陷成了黑车司机。气血上头的他，挥刀斩断了自己的小指。而后被闻讯赶来的哥哥送到了医院。

官方回应：

2009年10月1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详细介绍了10月14日晚间查扣孙中界从事非法运营的行动的过程。

根据群众的反映，航头镇附近非法营运的车辆比较多，执法部门于是在14日晚组织了该行动。当晚7点多，1个中队、约12名执法人员参与了这次行动。

为了确保行动的顺利进行，执法部门在事发路段附近设置了检查站，并在其中安排了3名民警。 在检查的过程中，执法人员查扣了孙中界的车。

据负责人称，孙中界当时的情绪反应正常，并且负责人后来才得知，孙中界回家后自残。该负责人表示，所有驾驶员都不会承认自己驾驶了“黑车”，这是黑车司机在遭查扣后的普遍反应。

关于如何判断是否为“黑车”，该负责人表示，除了司机是否收钱外，一般还会通过对乘客的询问和执法队员现场的判断来确定乘客和司机的关系，以及司机是否从事非法运营。

对于乘坐孙中界车的那名男子的身份，该负责人表示，该乘客并非交通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并不认识这位乘客。然而，该乘客的证人证词可以作为执法人员判断孙中界是否从事非法运营的依据之一。

以上是对于10月14日晚间查扣孙中界从事非法运营的行动的详细描述。然而，很多人对于这次行动提出了质疑。

质疑的关键点就是是否存在“钓鱼执法”。

对此，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给出的答复是：

乘客要求的停车处与执法部署相重合是为了即时发现违规行为，因为打击非法营运的执法具有即时性的特点。如果不当场发现违规，执法部门也没法认定是非法营运。

至于仅凭乘客的一面之词是否可以认定孙中界从事非法运营，该负责人表示，乘客愿意出来作证，但并不清楚他有没有录音。执法部门将按照正常的程序执法。

如果此事进入法律诉讼阶段，该证人证言可以呈堂提供。不过，通常情况下，一般采取不见面原则。 对于执法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误认，并挫伤乐于助人司机的积极性，该负责人表示可能性不大。如果当事人有异议，可以进行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法律保障手段，以确保司机的权益得到保护。

关联事件：

同年9月8日，上海市民张军（化名）在开车等红绿灯时遭遇了一起“钓鱼执法”事件。

一名30多岁的男子突然声称胃痛，请求张军搭载一程。张军心地善良，同情男子的疼痛，同意将其搭载。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当男子上车后，他的胃痛竟然神奇地消失了，并主动提出给张军10块钱作为报酬。张军坚决拒绝收钱，并表示自己是私家车，只是出于同情才搭载男子，并不需要任何报酬。

然而，仅过了两分钟，男子要求张军转弯停车，并试图抢夺车钥匙。突然，七八名身穿黄绿色制服的执法人员出现在附近，包抄上来。张军被强行押入一辆面包车，而他的车则被扣押。至于那位男乘客，目前下落不明。

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随后认定张军为“非法营运”，并处以1万元的行政罚款。根据规定，押车10天后，张军可以交付罚款并取回扣押的车辆。

然而，张军对此决定表示不满，他认为自己是被钓鱼执法的受害者，并决定将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并要求对方承担诉讼费用。

与此同时，另一名车主江涛也遭遇过类似的“钓鱼执法”案件。他之所以能确定自己也是受害者，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年6月21日，他被“当场抓获”后，在同一个地点再次遇到了那两名乘客。当时，他们又一次要求一辆桑塔纳搭载，而江涛立即察觉到这两名乘客身上有录音设备。这一发现让他更加确信自己成为了“钓鱼执法”的目标。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闵行区的“钓钩”通过诱捕私家车司机来获取报酬。每当成功诱导一位司机上钩，他们就能获得300元人民币，而“钓头”则能提取200元。

在宝山区，“钓钩”能够得到的价格也是200元，而南汇区则给予他们250元，奉贤区则高达600元。这些报酬被“钓钩”用于购买录音笔等工具。一个经验丰富的“钓钩”每月的收入在两三千元之间，但有时也能达到五六千元，而“钓头”每月的净赚则在1万至2万元之间。

张军的代理律师郝劲松表示，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钓钩”通常具备两个特征。第一，他们会引导司机进入事先埋伏好的区域。第二，他们试图拔取车辆的钥匙。此外，他们通常会携带录音设备。

既然官方已经承认执法过程中存在录音记录，那么上车的人无疑就是“钓钩”。 据悉，张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联合了十几位遭受“钓鱼案”侵害的受害者，并打算坚持将此案打到底。

后续结果：

2009年11月19日，上海闵行区“钓鱼执法”案在该区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法官当庭宣判，被告上海闵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5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浦东新区将终结孙中界“钓鱼”式执法案并向公众公开道歉。事件经过浦东新区的联合调查，结论是交通执法大队采取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浦东区政府责令有关部门中止调查程序，归还被调查车辆，同时向孙中界同志表示诚恳的道歉，孙中界由此产生的一切财产损失可以协商国家赔偿，对伤口的处理等等。

写在最后

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举止至关重要。他们的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不仅仅是维护自身权威和形象，更是树立法律权威和形象的关键。

当一个执法部门出于私利而滥用职权，特别是通过引诱守法者来诱使其违法时，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就会受到严重质疑。这种行为不仅仅会影响该部门的形象，更会动摇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仅会让公众陷入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中，也会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对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产生严重冲击。当“钓鱼”行为变得司空见惯，社会的信任危机也会加剧，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这种行为中失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