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屈贾谊于长沙，不问苍生却问鬼神，明君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汉文帝屈贾谊于长沙，不问苍生却问鬼神，明君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君臣对话商议国策

对话，这种沟通意见、解答疑难、增进相互之间了解的形式，一直是沟通的重要方式。在中国，运用这一形式也已突破过去较为保守的习惯了，比如现在很多的访谈节目，《焦点访谈》《访谈录》都是属于对谈的形式，这是进步的表现。如扩而广之，对下情上达，有利于民生的弘扬，是好事。谈到对话，应该说属于国粹的品种，因为早在千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就已古已有之了。

焦点访谈

从班固写的《汉书》可看到汉武帝曾以“贤良策对”与董仲舒的对话就是著名的一例。董仲舒侃侃对答汉武帝的询问，提出建议，就是传于后世的三策，董仲舒把所提的撰写成文，名为《贤良策对》。其中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为加强专制统治、钳制思想受到汉武帝的器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

汉武帝

另一例是《汉书‧公孙弘传》的记载，说公孙弘“至太常上策，诸儒对者百馀人”。就是说他以丞相的身份，邀集众多读书人面谈国事，有的是当面问答，有的是以书面答问。他召集读书人对话的事迹见于《公孙弘》十篇，可惜已经失传。《史记》、《汉书》都提到他精于文法吏事，奉行儒家学说。待人接物有其特点：外实内深。对与自己有私怨的人事，表面交好而暗中报复。

至于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更是辉映于史册的了。看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有精彩的描述。写刘备三访诸葛亮于南阳草庐之中，两人促膝相对，刘备叩问天下大事的时候，诸葛亮以高瞻远瞩，尽谙形势，提出天下三分的判断。刘备采纳了诸葛亮雄才大略所作的对话，成就三国鼎立的大业。

隆中对

但是，历史上也记载有糊涂的君臣对话，那就是汉文帝与贾谊之间的一次对话。贾谊是西汉时代的政论家，曾上书条陈治国方策，一度受到汉文帝的赏识，擢升为大中大夫。后汉文帝因听信一班老臣子批评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而疏远贾谊，再遣为长沙王太傅，令贾谊有自伤沦落、怀才不遇之叹。后来汉文帝召贾谊回朝，于夜间对话，是不以国计民生为问，而是问以鬼神的事。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

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唐代诗人李商隐对这段史实，特以诗讽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样的对话，是不足为训了。

不问苍生问鬼神

士人上书劝图强

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

这是前人同情贾谊的遭遇所题的诗。诗中上书的典故，是指贾谊曾上书汉文帝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引自《汉书‧贾谊传》）

可见上书的形式，又是古已有之。遍观近代历史，更有历史重大意义的记录。例如清末的康有为，因《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向日本割让台湾，激起义愤，他联合赴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人上书满清政府，要求拒签条约，迁都抗战，维新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可是书是上了，昏庸腐化的满清王朝却置之不理，就逼得康有为、梁启超组成强学会从事变法活动。终以百日失败告终，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京城，康梁逃往海外得以幸免于难。这是改革派一次悲惨结局。

公车上书

另一个上书的人物是孙中山，他曾上万言书给李鸿章，提出救中国的建议，却被李鸿章拒绝搁置了。孙中山失望之下，遂以行动献身革命。经过数十年的奋斗，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

孙中山

康有为、孙中山的上书，都是为了抒展救国救民的抱负。但他们后来走的道路却不同，一个成为保皇分子，对满清皇帝效忠；一个矢志不渝，以推翻封建皇朝，创建民国为奋斗目标，戮力于团结革命力量，终于在辛亥革命得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