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术的最后传人——杨度

帝王术的最后传人——杨度

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杨度家里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境清寒，世代为农。到了杨度祖父一代，出现了一些转机，那时已经是咸丰皇帝在位期间，清政府的八旗兵跟绿营兵都已腐败不堪，只能依靠民间的江湖人士，民团等对抗太平军。而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带着大儿子杨瑞生参加了曾国藩的军队，杨礼堂和杨瑞生，却是武将天才，作战英勇。但奈何在三河战役中，曾国藩的湘军惨败，杨礼堂被杀杨瑞生侥幸逃脱。湘君为了奖励战死的杨礼堂，便给予杨瑞生总兵的职务。

不过，杨度的父亲却不是杨瑞生，他叫杨懿生，杨懿生是一个农民，平常只有一些业余爱好，但他的儿子杨度却不像他父亲，杨度从小过目不忘，被周围的人称为“神童”，在他十岁时，他的父亲便去世了，于是他带着弟弟妹妹过继给大伯张瑞生。

1892年杨度考中秀才，又考取顺天府乡试举人，1895年杨度去北京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结识了后来民国的几位人物，梁启超，袁世凯等人，回到老家湖南以后，杨度又以举人的身份拜在衡阳“第一大儒”王闿运门下，王闿运饱读诗书，研究所谓的帝王之术，帝王之术指的是封建时代的一种权力斗争手段，通过帝王之术控制臣下，让臣下为他们卖命。 再去控制人民，控制整个国家。杨度学习的三年，帝王之术内容使他受益匪浅，也使他生出了很大的野心，不过他也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所以下定决心，扶持他人，成就功业。

清王朝逐渐腐败，传统的科举考试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时代，逐渐发展的是新知识，新思想，杨度便开始学习新学。1897年，王先谦兴办时务学堂，杨度也参与其中，认识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扩大自己的交际网。

杨度为了提升自己的才学，不但自费留学日本，在回国之后也认识了清朝大臣张之洞，1903年被保荐人入京参加新开的进士考试，取得了第二名的优秀成绩，但怀疑他的成分不好，所以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官职，杨度只好无奈回到日本，再次求学，在此期间，他能说会道，广交朋友，认识了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并在1905年获得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但不久，日本便颁布了歧视中国人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留日中国学生便立即组织，进行抗议活动。但杨度却不同意大规模反抗。也被很多留日中学生认为杨度趋炎附势。

1906年，清政府开始进行“预备立宪”，杨度抓紧时机，立刻向立宪派靠拢，写下两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行立宪程序》等文章，这两篇文章在国内大肆传播，使得清政府接纳杨度，也凭借着文章使杨度名声大噪。这就是杨度为了博取政治权利使用的帝王之术。

1907年，杨度担任《中国新报》的总编辑。和同盟会宣扬立宪的好处。通过民间的舆论为清政府造势。 第二年春，袁世凯和张之洞举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任命宪政编查馆提调。

1911年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杨度也因为马屁拍的好，任命为统计局局长，成为中央一级高级官员。但好景不长，清政府倒台，心思灵动的杨度立马投靠袁世凯，在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南北谈判期间来回奔走，用自己的能力和人际关系为袁世凯捞好处，自己也获得袁世凯的赏识，立下不少功劳。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杨度也靠着袁世凯获得政治会议议员等职务，杨度在长期观察中发现袁世凯的野心，想当皇帝，便开始在袁世凯身边鼓吹称帝。 1915年，杨度发表了《军宪救国论》，指出只有君主专制，才能让中国富强，袁世凯听后，袁世凯称帝的想法更加的强烈，更加的赞赏杨度。杨度为了制造舆论，组织了筹安会，策划了所谓的“乞丐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组织，也演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闹剧。但袁世凯对此场景是非常高兴，还亲自赠予杨度“旷代逸才”的牌匾。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宣布1916年更改为“洪宪元年”，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一时间，举国哗然，纷纷攻击袁世凯，为了一己私欲开历史的倒车，连梁启超也拆穿了袁世凯称帝欲望的计谋，一时间，杨度也被万夫所指，遭受骂名。没过多久，各方势力派动军队讨伐袁世凯，袁世凯在恐慌之际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这场闹剧仅在四个月便落下帷幕。不久，袁世凯便病死，临终前对杨度极其不满，说到都是“他误了我”。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上位第一件事便要“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眼看自己无望， 名声扫地。便为了逃脱通缉，便在青岛等地闭门求佛。

但在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入京，被搞得身败名裂的他，却万万不敢参与此事。1922年，杨度帮助孙中山度过危机，于当年在上海加入中国民国党。

但这并不是他最终的结局，他在北京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1928年，53岁的杨度迁居上海，在上海当起了杜月笙的清客，在此期间，为共产党提供不少情报。在1929年白色恐怖最厉害时期，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周恩来批准，当起了地下工作。提供各类情报。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患有严重肺病，胃病在上海租界去世。与“帝道真如，如今都成为过去式，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来评价自己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