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系军阀干将：湖北督军王占元

王占元（1861—1934）原名德贤，字子春。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省邯郸市)南馆陶镇人。北洋时期的陆军上将，湖北督军，以贪鄙闻名 他在鄂数年，不仅毫无政绩可言，而且依附北洋，反对革命，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种种丑言恶行，使其声名狼藉，不得不在鄂人的唾骂声中，灰溜溜地离开湖北。

王占元

出身贫寒

1861年2月20日（清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一日）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王占元排行第七，兄洪元。王占元父亲死得早，和母亲相依为命，由于时局艰难，家贫如洗，经常受人白眼，使他养成能大能小，胸襟坦荡的个性，后来母亲饿死，自己流落邯郸当店员。后来，等到他18岁的时候，因为，店员也不挣钱，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他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投身到了当时清朝淮军刘铭传的部下当兵，并掌管令旗，也就是军队中的令旗兵。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那就是，1885年8月，保定北洋武备学堂招生，他们部队有一个名额，因为，他为人比较聪明，打仗也勇敢，所以，他的上级就将这个军校名额给了他。此后，他经过了清朝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的5年军校学习，于1890年2月正式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宋庆的毅军当中，成为了一名大清王朝的低级军官。但紧跟着，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再次降临。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王占元和张怀芝、曹锟等人一起奉命带领所辖部队投入到了鸭绿江战役。也正是这次战役，使他认识了袁世凯。

清军高官

1895年12月，王占元就跟随非常赏识他的袁世凯奉朝廷的命令到天津小站开始练兵，首先就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建陆军工程营队官、第二营后队领官。等到了1902年1月，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建陆军左翼(翼长王士珍)步兵第七营管带。并于1910年升为记名总兵，成为了清军中的高级将领之一。

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王占元奉命率军随荫昌的第一军南下，17日开抵武汉市汉口附近与武昌起义军展开了激战，23日，王占元亲自率领他的第三协步兵进攻武汉造纸厂，10月27日，在冯国璋的指挥下，王部伙同他部清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取汉口，纵兵烧杀抢掠，极为残忍。11月28日，由于王占元打仗不要命，联合李纯等清军部队一举攻陷了武汉汉阳地区，从而使武汉起义军眼看着就要奄奄一息了。所以，清政府不禁大喜，马上晋升他为陆军第二镇统制官，正二品，成为了清军的高级将领。

荣任师长，镇压革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原来进攻革命军的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王占元继续担任第二师师长，驻保定。1913年4月宋教仁案发，5月第二师移驻河南信阳，准备镇压国民党。7月16日王占元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段芝贵）右司令。7月20日，北洋政府令王占元加陆军上将衔，带兵参与镇压“二次革命”，8月1日给予二等嘉禾章，25日攻占湖口，革命军败退，二次革命在北洋军队的镇压下失败。11月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闹学潮，反对校长赵理泰，陆军部调集驻扎保定的北洋军第二师王占元部鲍贵卿混成旅包围了军校，强行解散学生，王占元以保定警备司令官名义指责军校学生闹风潮，扰乱地方，进行了弹压，后来由于国会议员的质问和各省军事代表的调停干预，陆军部才宣布再行开学。

1914年1月8日，白朗起义军在新安店与北洋军队激战，陆军总长兼湖北都督段祺瑞令王占元向固始进军，兼任“豫南剿匪总司令”，2月23日在信阳以东地区围歼白朗起义军，结果被围困于商城，幸驻麻城的第六旅张敬尧部援救才突围。4月24日北洋政府令王占元帮办湖北军务，7月18日加将军衔。12月1日袁世凯令王占元代理湖北军务。

授封将军 湖北督军

1915年8月袁世凯开始阴谋称帝，王占元积极拥护，列名劝进电。10月3日被袁世凯封为将军府“庄威将军”。12月21日被封为“一等侯”，22日署理湖北军务，25日云南护法军开始讨袁，王占元向袁世凯表示“忠诚”，但要主持湖北军务，因湖北是出兵西南的孔道，袁世凯不得已，只好答应。1916年1月5日，王占元等北洋将领通电讨唐继尧，8日被袁世凯改封“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并于汉口设军事运输局，以王占元为督办，免兼第二师师长。1月10日，王占元、汤芗铭、靳云鹏等电请袁世凯早登大宝，他借湖北宜昌附近山洞发现龙骨化石之机编造离奇神话，向袁献媚说“天眷民佑，感应昭然”，15日袁世凯命妥为保护，并付史馆纪录，成为人们笑料。2月18日，王占元以血腥手段镇压了武昌南湖陆军第一师炮队的反袁士兵。6月6日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7月6日任命王占元为湖北督军，24日特任王占元暂兼署湖北省长。10月9日特授以勋二位。1917年1月11日重新兼任第二师师长。

1917年7月，黎元洪经’‘张勋复辟”事件，宣告辞大总统职，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资格继任大总统，苏督一职改由李纯继任。是时，王占元与苏督李纯和赣督陈光远并称长江之督，号为直系中坚，威势睥睨一时。当皖系首领段祺瑞欲以武力统一全国，消灭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时，他受冯国璋指使。通电撤兵，使段的“武力统一’受挫。1918年1月，湘桂联军以‘护法’名义攻占岳州后，王居间调停，便联军不入鄂境，从而造成南北对峙相对稳定的局面。因此，王于1919年6月被摧升为两湖巡阅使，和北洋曹锟、吴佩孚相勾结，势力更为显赫。1920年夏.直皖之战将起，段祺瑞妻弟、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到汉活动，设司令部于汉口。王占元从襄阳调陆军第十八混成旅到汉，暗为监视。待到皖系战败的消息传来.王便将吴光新诱进督署扣留，并饬旅长赵荣华率部将吴之司令部包围缴械，收编吴军，调驻刑州，从而进一步扩充其在湖北的军力。

横征暴敛，大肆敛财

王占元据鄂期间，曾以贩卖黄金，抢购土地，垄断军装买卖，贪污受贿等手段牟取暴利。但他常常装出一副廉洁奉公的面目，曾自诩:“我在鄂居官，既不横征暴敛，也不卖官卖爵，我善于经营而有积蓄。”这不过是欲盖弥彰。1918年4月间，王占元借口湖北连年用兵，全省有三十余县需要救济为由，急电在鄂据有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的汉冶萍公司，要求预支铁捐15万两。该电文威胁说:“此款己经指用.如稍迟缓，即拟派员守提。”该公司接电后，顿感来者不善，一面电请北洋政府阻止，一面派总经理夏偕复自沪来汉，与王晤谈。但王占元一概不予理会，强行攫取这笔巨款，装入了私人腰包。此事王做得十分隐秘，鲜为人知。其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由此可见一斑，

王占元据鄂中后期，南北两军在湘鄂一带曾有多次战争，北军后方兵站以及招待事宜都由王承办。王即上下其手，大肆贪污。凡是采购军需物品，王即借北洋政府命令。，以征发或半证发的方式向商家及农民强行夺取，然后由其军需课长魏联芳造报向北洋政府领款，付款到手即塞进了腰包。

王占元统治湖北的时期,是湖北财政进入“最为艰窘”的时期。他自称"白虎精投胎"，才干平庸，善于搜刮，手段有掉运铜元、垄断军装生产、开设银号贩卖黄金、设立信诚公司售皮件、采购军需，解甲归田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济南、馆陶等地购有大宗房地产和私人住宅，在天津万德庄、东马路、估衣街、南市、河东、旧英租界等地有出租房产三千多间;并投资于纺织、面粉、金融、电力、煤矿等企业。如在中国、交通、盐业、金城等银行均有巨额投资。在天津东亚毛呢纺织公司、庆丰面粉公司、三星面粉公司、保定乾义面粉公司、华北制冰厂以及敬记、永顺兴、乾祥厚等茶庄也拥有股份。他到底占有多少财富，实难细数，时人估计达三千万元。（因为民国物价波动较大，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0亿到200亿）。于是，那时经常可以看到晚年的王占元每天在大街小巷溜达收房租，比起其他军阀的晚年生活来说，他的日子可谓是十分滋润，后来当地的人们还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天津马路巡阅使”。

用鲁人治鄂,是王占元祸鄂的又一突出表现。“湖北六十九县,吾鲁人已占四十九”。湖北警察都安插北方退伍军士。孙振家是王占元的亲家,由道尹升为省长,另一位亲家王尽臣,包办汉口税局,实业厅魏宗莲是孙振家的襟兄弟,负责印花税的孙百福,是孙振家的胞侄,王手下的头号大将孙传芳也是孙振家的侄儿。这伙人视湖北为其“殖民地”,姿意掠夺,王占元则通过这张密织的地缘、血缘关系网控制湖北。

倒王运动

王占元在湖北的残酷统治，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他克扣军饷，1921年前半年湖北境内连续发生兵变十多起，其中以武昌、宜昌的两次为最大。变兵烧杀抢掠，人民遭受惨重损失。因此，湖北倒王运动迅猛高涨。7月底，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等联络湖南军阀赵恒惕，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任援鄂总指挥，统率第一、第二两师，由岳州进攻湖北。

湘军援鄂出兵后，王占元所属孙传芳部接连败退。王占元急请曹锟、吴佩孚派兵南下援助、适吴部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湖北黄冈人，鄂人向吴表示欢迎萧耀南督鄂。吴乃派萧耀南下援鄂，并与湘军赵恒惕约定，要湘军迫王离鄂，助萧耀南取得湖北督军地位。萧出发前向曹锟请示:“此次援鄂，抱定什么宗旨了”曹说:“援鄂不援王。”于是萧率部进至武昌。陈师武昌通湘门内外，将重兵集结在东郊的洪山、抱冰堂、卓刀泉、南湖等处，按兵不动。这时王部已被打得溃不成军，鄂省羊楼司、赵李桥、通山、通城等要地、均被湘军占领，直逼武昌城南。王想见萧一面，祈求援助，但萧并未理会。王此时方始悟到:曹、吴、萧、王虽同属直系.但这次萧来却不是帮他保全地位，而是要夺他的地盘。王见大势已去，不得已于8月7日电辞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8月9日，北洋政府免去王占元本兼各职。同日，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于是王占元无奈地将督军印信送交萧耀南.灰溜溜地离开湖北，逃往天津了。

王占元被逐出湖北后，派人串通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靳云鹏等军阀政客，企图东山再起。他经常往来京奉道上，极力巴结张作霖。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又把赌注押在曹锟、吴佩孚一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曹、吴失势，张作霖重返北京，对王占元极为冷淡，王的活动才稍加收敛。

下野退隐

1926年9月，王占元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就任孙的训练总监，与孙共同抗拒北伐革命军，并一度幻想北伐军和吴佩孚两败俱伤，由孙传芳坐收渔利，让他再回湖北。北伐战争的胜利，摧毁了王占元的美梦。但他还要做垂死挣扎，配合英、日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偕同靳云鹏奔走于南京、天津之间，撮合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捐弃旧嫌，共同抗击北伐军。但历史作了无情的回答：北伐胜利了，北洋军阀被打垮了。王占元只好逃回天津，托庇英国租界的保护。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吴佩孚在两湖迅速失败，9月13日靳云鹏、王占元运动张作霖、孙传芳合作，援吴佩孚“讨赤”，王占元应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出任“五省联军训练总监”，抗击北伐军。11月北伐军击败孙传芳，王占元只好逃入天津租界。

1928年4月17日任陆军检阅使，24日与内阁总理潘复一起到济南与张宗昌、孙传芳等商议军事。6月北伐军攻克平津后，王占元隐居在天津英租界14号路（今烟台道新华路交口），经营实业。

1931年，王占元以王子春名义任天津救济水灾委员会干事、天津市慈善事业委员会委员，他还是河北省各省水灾筹赈分会的会员。1933年夏，鲁西水灾损失惨重，王占元等16名在津鲁籍名人准备救灾。1934年5月，王占元等联名以山东旅津同乡水灾急赈会的名义向天津商会发函催捐，为家乡赈灾出了力。

1934年9月15日，王占元在天津寓所病死，终年七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