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旅长兼司令员许光达在保德县与领导机关部分人物

八路军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旅长兼司令员许光达在保德县与领导机关部分人物

声明：编辑转发此文，是为了收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山西省保德县战斗、工作、生活过的外籍人物。敬请各位尽快提供曾经在保德县担任过军队、地方干部人物简历和献身革命事业人物的生平，联系电话18636061209。

一、八路军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旅长兼司令员许光达在保德县

时任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二旅旅长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的许光达

主动请缨 投身抗日前线

1942年，日军集中大量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轮番大“扫荡”，致使敌后抗日力量遭受挫折。为加强敌后斗争的领导力量，主席发出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到抗战第一线的号召。

这时，从苏联学习回来后一直在延安担任抗大校长、军委参谋部长、卫戍司令等要职的许光达，主动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到抗日前线工作。时任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高兴地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那好，你归队，到我们晋绥军区来。把你这些年灌的墨水，在抗日前线好好地倒一倒!”

这一席话，让许光达异常激动，从内心感激贺老总对自己的理解和支持。自从1932年在洪湖负伤离开部队后，许光达便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一边疗伤一边学习，回国后任抗大总校教育长等职。在这期间，他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研究，撰写了《抗大最近的动向》、《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论新战术》、《军队的组织问题》、《红六军历史材料》、《历史的回顾》等著作，较系统地阐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军队建设、开展游击战争及战略战术等问题，奠定了坚定的军事理论基础。如今抗战进退维谷，晋绥军区又是陕甘宁边区的前沿，正是自己一展身手的最佳时机和绝好战场。

“打算单刀赴会呢?还是两口子上阵?”贺老总沉吟片刻又问。因为这时，许光达与夫人邹靖华已有了两个孩子。老大是个男孩，叫许延滨，后边是个女儿，取名玲玲，还在哺乳期，这都是一些具体困难。许光达笑了笑说：“一起去！都安顿好了，我妹妹留在延安，儿子就交给她。女儿还在吃奶，只好驮在马背上出征了。”

“光达，你这是硬要学薛仁贵呀!”在他的办公室里像是探究又像是质询地说道。许光达憨厚地笑了笑，算作回答。不日命令下达，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2旅旅长。邹靖华随同前往二分区工作。

1942年的寒冬，许光达一行踏上晋西北的战场。

开展统战工作 打开局面

地处晋西北的晋绥二分区管辖着保德、河曲、偏关、五寨、神池、岢岚6个县，是晋绥军区至关重要的前哨阵地。如果说晋绥是华中、华北、华东的敌后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那么二分区就是这屏障上的一块顶门石。所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非常频繁猖狂，6个县中已有神池、五寨、岢岚、偏关4县的县城被敌人侵占，在大据点周围和公路沿线，敌人还设立了许多“卫星”式的据点，使我军的活动受到较大的限制。

晋绥二分区的司令部设在保德县的康家滩村。一天，许光达来到河东黄河河滩上，视察二分区直属部队的军事训练。河对岸是陕西的府谷县城，驻扎着军第86师258团，此时也在河西黄河滩上练兵。两军隔河相望，听得清指挥员的口令，看得见士兵的刺杀动作。

突然，从河对岸传来一声枪响。我方队伍中一个战士被击中腹部。几个战士就地一卧，当即进行还击，只见黄河对岸的士兵也有一人栽倒在地。两岸部队全部趴在河滩上，互相瞄准，谁也不敢妄动。随行的作战科长陈阳春介绍说，类似这种隔河挑衅的情况是家常便饭。前不久，部队在河曲没收了一个汉奸的财产，当晚对岸258团就有一个连长带着兵和船过来，又杀人又放火，折腾了小半夜。后来才搞清，这个连长就是汉奸老财的儿子。“怎么不去做工作?就这样听之任之?”许光达不解地问。“谁说没做工作，每次挑衅事件一发生，我们都过河去抗议一下，公开宣传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搞一次好一点，可总是除不了根，大摩擦没有小摩擦不断。”陈阳春解释道。

“好!就以河对岸的258团为突破口，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打开工作局面。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我们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经过深思熟虑后，许光达说服地方上的领导，派出晋绥二分区供给部的政委李三楼和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长范若愚2人，以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参议员的身份，去河西找258团团长高致国，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统一战线主张。一段时间，258团不再放黑枪了，也不再过河抢劫、闹事了。

一天，河对岸的高致国突然以个人名义给许光达送来一封赴宴请柬。突如其来的宴请，急剧升温的热情，使大家都怀疑这是敌人的阴谋，不能去!许光达沉思片刻后说：“即便是‘鸿门宴’，我也要闯一回!”

宴会上，宾主的致词显得得体而富有诚意，许光达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举杯相邀全场：“诸位，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两党合作是历史必然!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不论政治见解怎样，父母之邦总不能不要。我们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家都是中国军人，凡是有点血性就该枪口朝外，共负守土之责，决不能做民族的罪人。”高致国被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将领的一席话打动了。这次宴会后，双方的摩擦明显减少。但同时，河西内线的情报却证实，日本人也在拉拢高致国。

为了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许光达决定让高致国见识一下八路军的军威，也回请对方一次。这天，许光达全程陪同高致国一行参观了八路军的训练、生产和保德县城的抗战秩序。特别是民兵表演的夜间作战和地雷战演习，更让高致国惊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日军反反复复的“扫荡”竟不能使抗战军民的斗志有丝毫削弱，仍有如此威武的军队和如此井然的社会秩序。许光达对高致国说：“保家卫国，众志成城。谁能坚持抗日，谁就能得到民众的拥护。现在一些中国军人得了‘恐日症’，就怕日本人。希望你不要听信挑唆，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那是，那是。”高致国十分诚服地回答。

利用边区的进步文化做统一战线工作，是许光达采取的又一有效手段。晋绥二中副校长武进卿根据许光达的建议，以岳飞精忠报国为题材，创作了一台晋剧历史剧《十二道金牌》。晋绥二中校长范若愚自告奋勇饰演岳飞。1943年“八一”建军节的这一天，许光达和政委商量，组织了一个8000多人的庆祝大会，专门派人到河西，把258团的军官及其家属全部请过来看戏。高致国握着许光达的手说：“高某虽无岳飞之志，但也是五尺汉子，请许司令员放心，从今往后我258团将严守抗日统一战线和双方的协议，决不再与贵军发生任何摩擦!”从这以后，双方不仅未产生摩擦，而且遇上有“上峰”视察“河防”非得对河东八路军“有所表示”时，高致国也暗中通知部下，放枪的时候子弹多往空中打。他们还偷偷卖给二分区一部电台。一次，日军田村大队长联络高致国配合“扫荡”，高以身体患病未愈，不能行动为由拒绝。统战工作的巨大成功，解除了我军的“西顾之忧”，八路军得以集中兵力指戈东向、北向对日军进行斗争。同时，也保证了我军利用黄河船运完成向晋绥军区(兴县)运粮运煤的任务和黄河两岸群众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上的正常交往，取得了抗战的主动权，这一工作还对258团所属的第22军整个辖地与我陕甘宁边区神府县接壤的地区的关系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发展生产 站稳脚跟

日军野蛮的“三光”政策和的经济封锁，使这个土地瘠薄、干旱多灾的地方更加财力枯竭，民不聊生。八路军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二分区当时的供应标准极低：不论干部战士没有菜金，没有油盐，每人每天唯一的主食是七两黑豆。被装方面更差，一个班只发两床被子。没有粮食，没有布匹，没有武器弹药，没有药品……这是许光达来到二分区后面临的又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他在会上号召大家向延安学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确定了当前的几项工作：第一，把县城的铁匠铺都动员开起来，解决农具问题；第二，做好开春开荒、播种的准备工作；第三，全军全民齐动手纺棉花，并建立纺纱织布厂；第四，发展养鸡、养猪、养羊等畜牧业；第五，武器弹药和药品找日军要。

保德县马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热潮。分区机关是一面旗帜，许光达家有两台纺车，到了晚上，一盏煤油灯下，司令员两口子一纺就是一个通宵。所有干部和家属都投入到生产中，带头开荒种地，养鸡养猪养羊，纺纱织布，还创办了几个小被服厂。从开春开始，所有部队都帮老乡种地，一个班包两户，将沟沟坎坎，所有有泥土的地方都种上了庄稼。机关老老少少全部发动起来纺棉花，任务、质量和期限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并且任务到人，年底之前，不论交白洋，还是交布匹、皮毛或者现成的棉衣都可以。

这一年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整个分区部队粮食自给有余，冬装也没用军区下发，另外还集资、筹粮支援了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当地军民的生活大为改善，同时也推动了黄河两岸贸易和统战工作的发展。一天，驻守黄河西岸的第258团团长高致国派人过河求援，希望购买一批粮食。原来，河西的府谷县这年灾情严重，粮食几乎颗粒无收，上边的军粮又迟迟不能下拨。许光达抓住这一时机，召集地委的同志专门开会研究，果断作出决定：以粮食换弹药、布匹和药品，开展双边贸易，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统战工作。

为了统一思想，解除大家的心头不快，许光达还专门召集分区机关和区属队的干部战士，亲自作了解释。他说：“258团迟迟领不到军粮，说明他们不是的嫡系部队。我们应该利用他们内部的矛循，把这个团拉住，巩固统战工作。大家想一想嘛，这个团在对日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了中立，没有倒向日本人的怀抱，这对我们很有利。如果我们不卖粮食给他们，逼着他们去找日本人要，麻烦就来了，我们就会腹背受敌!相反，我们适当卖点粮食给他们，也讲点条件，要求他们卖给我们一些弹药、布匹和药品，也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既互通有无，又打破了的经济封锁，何乐而不为呢!同志们不要感情用事，考虑问题要放长远一点嘛!”话题一挑明，大家开了窍。这粮食，该卖!

几天之后，装满了新粮的十几条木船由河东驶向河西。八路军所需的药品、布匹、弹药，高致国也派人运到。

第一次交易完成后，又经过一番联络和协商，河东二分区同河西258团达成8条协议。其中，除团结抗日、防止摩擦、打击汉奸、严惩挑衅肇事者外，还特意写上了一条扩大双方贸易的条款。从此，河东的粮食和红枣，河西的弹药、布匹、食盐和药品，彼此交换不断。这不仅解决了我方的燃眉之急，还进一步巩固了统一战线工作，晋绥二分区这个抗日根据地也更加稳固了。

重视教育 培养干部

在许光达的领导下，晋绥二分区不仅统战工作、大生产运动搞得卓有成效，当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当时，晋绥边区的最高学府晋绥第二中学设在保德康家滩村。这所学校名义上是一所普通中学，实际上是中共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学校的教学方针，是以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学员毕业后全部无条件服从工作分配。

在晋绥二分区期间，许光达被聘任为晋绥二中的名誉校长和兼职政治委员。他非常重视青年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工作，经常去学校做报告，以当前的国际形势、苏德战场、我们的任务、苏联青年的生活等问题为内容，评述国内外时事与抗日战争形势，讲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他的讲话深入浅出，充满着激情，学生们听后热血沸腾。

为了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加强师资力量，许光达从二分区政治部先后抽调了几名干部任二中的专职教员，并亲自指定大学毕业的科长胡奎(现名胡昭衡，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卫生部部长等)、李三楼(大学毕业生，任独立2旅供给部长)和专署干部卢温如、华子玉任兼职教师。

许光达还十分关心晋绥二中学生的生活与安全。当时，按供给制待遇，二中学生的服装也是由军分区供给处配发。每逢“换季”时，许光达都要关照此事。特别是到了冬季，他都要检点二中的学生是否穿上了棉衣。在物资、财政十分困难的抗战时期，二中学生没有受过冷、挨过冻。在历次反“扫荡”战役中，许光达都十分注意保证晋绥二中师生的安全，在获得敌人要进犯根据地的情报时，他首先把二中师生转移到安全地带。学生有生病的，也送到军分区后方医院治疗。他平易近人，经常主动与教师和学生谈心，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晋绥二中的范若愚校长和武进卿副校长赞誉许光达“礼贤下士，有政治家的胸怀”。

许光达对晋绥二中无微不至的关怀结出了丰硕的成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晋绥二中毕业的学生纷纷要求到部队上工作。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从晋绥二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也随之分布到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参加了的学生，分别进入东北、西北部队，表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受到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的赞扬。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部队的师、团干部。当时担任西北野战军三纵队司令员的许光达感慨道：“晋绥二中的学生质量高，过得硬，几年来的教育现在收到了成果。过去的幼苗，现在都长大成材了!”

建立武工队 把敌人挤出去

1942年10月31日，对晋西北发出“挤敌人”的指示。电示中共晋绥分局，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对敌人采取积极政策。11月4日，中共晋绥分局根据的指示，召开了包括地委、专署、军区负责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主力部队以1/3的兵力，地方武装以1/2的兵力，普遍组成武装工作队，实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深入敌后开展工作。

许光达随即召开晋绥二分区团以上干部会议，认真研究部署“挤敌人”的斗争策略。他说：“在这里不是提把敌人‘赶’出去，也不是说‘打’出去，而是‘挤’出去!这个‘挤’字妙不可言，里面大有文章。”他从“挤”这个简单的字眼，联系到关于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一告诫，指出：所谓“挤”包括了对敌斗争的方方面面，它既是对敌斗争的方针，也是对敌斗争的方法，不仅要靠军队，尤其要发动群众。要在军事上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通过各种途径，把敌人挤到交通干线上去，挤到据点里，并最终一个一个地拔掉这些据点。具体作战方案是：第一，包围、孤立敌人的据点，造成敌人的困难，迫其撤走；第二，伺机、趁机攻占之；第三，必要时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之；第四，形势需要，条件可能时，集中兵力攻占之。

接着，许光达从晋绥二分区抽调大批军事干部与县里的地方干部组成6个区的敌后武装工作队，由军事干部任队长并兼区委书记，地方区委书记或区长任副队长。许光达还向神池派出武工队，与县、区抽出的干部共同组成神池县武装工作大队，下辖4个区队，共1000多名队员。同时规定，根据各武工队活动范围的大小，分别配备一个加强班或是一个加强排的兵力。遇有“拔点”任务时，分区一批准，大部队就来支援。

许光达对武工队的斗争策略也做了同样的计划和细致的安排。要求武工队发挥短小精悍、机动灵活的特点，钻进敌占区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和发动群众，利用伪军亲属做策反工作，在敌伪中建立内线关系。要区别对待敌人组织的维持会及其伪人员，对死心塌地投靠日军的汉奸要坚决打击；对一面支持敌人，又一面应付我方的，也要尽量争取过来；而对表面为敌人办事，实际拥护我们的人，要做到尽量不让其露面，使其工作更有效。在拔除敌据点这方面，采取条件成熟一个拔除一个，不互相等待，也不搞一刀切。还特别强调，武工队活动在敌占区，危险性较大，相互之间的联系一定要严密，并防止发生误会等等。

1943年1月，在许光达的领导下，晋绥二分区掀起了以武工队为骨干的群众性“挤敌人”大竞赛。敌后武工队发挥其短小精悍、灵活机动的优势，采取里外分化瓦解敌人的策略，使日伪军没有了招架之势。

日军清水支队，曾是“扫荡”二分区的“功勋”支队，气焰十分嚣张。武工队带着部队搞了几次大的袭击后，清水支队马上灭了气焰。尤其是该支队因辎重队被袭击，抢来的粮食和拉来的民全部还给了八路军，补给顿成困难，“扫荡”也就无从谈起。日军一缩头，维持会便没有了依靠。许光达抓住这个机会，命令武工队联合行动，十几天工夫，37个伪政权全部被捣毁，抗日政权建立起来。接着，部队和地方配合行动，清水河地区的50多个维持会，顷刻被武工队瓦解了。

神池县伪县长张芝纲要去五寨接任县长，消息被武工队侦察员摸到了，在五寨县的庄旺村，一个伏击就毙伤日伪军10人，活捉了张芝纲等3人。许光达把政策一交待，张芝纲立刻表示愿意洗心革面，弃暗投明。“那好，”许光达说，“你写一篇揭露日军罪行的文章，再给你的亲友和同事写一封公开信，劝他们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张芝纲照办了。两篇文章在晋绥出版的《抗战日报》上一发表，敌伪炸了营，明里暗里跑到八路军这边来建“关系”的人络绎不绝。

偏关县城的伪大队长张镇戍看了报上的文章后，经过一夜的考虑，给许光达写了一封信。许光达派敌工部长去接触了一次，张镇戍就带领着手下200多名伪军投奔了八路军。就这样，偏关县城没费一枪一弹，成了八路军的天下。

通过开展“挤敌人”的运动，晋西北的斗争形势明显好转。到1943年，已有827个村的维持会被摧垮，535个村建立和恢复了抗日政权，解放人口1.8万余，并争取了403个村的维持会。从1943年1月至4月，晋绥军区包括武工队在内的主力部队及各县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62次，毙伤日伪军939人，俘日伪军162人，在我军民的主动打击下，敌人已不敢轻易出动。

攻八角堡 取榆树坪

八角堡是晋绥二分区所辖神池县的一个比较大的镇子，它与西北的山岔据点、西南的义井据点构成三点犄角之势，形成了神池县城的所谓“马蹄形堡垒线”。镇子的四周砌起了高墙，并加修了炮楼，镇子里常驻日军有140多人，是敌人固守的中心据点，也是晋绥二分区重点军事部署中要拔除的对象。担任此次任务的是第九团李副团长带领的两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和山北武工队。

一天黄昏，许光达带着一行十几骑战马来到山北的一个抗日堡垒村。李副团长向许光达汇报了战斗的进展情况。他说，我们已经从正面试探性地进行了几次攻击，但均未成功。显然，强攻十分困难。许光达在了解到敌人逢初一、十五要外出搞粮、买菜的情况后，决定智取八角堡。预伏计划没有成功，他们又采取了诱伏方法，将敌“引蛇出洞”，伪军中队长当即毙命，没丧命的全部投降。因在炮楼的日军没有出来，许光达又重新调整了部署。

他命令武工队集合，从八角堡对面的山上大摇大摆地下来，然后向神(池)五(寨)平川走去。日军中队长听到哨兵报告后，马上集合八角堡据点的日军，悄悄地尾随着武工队。大约走了30多里，眼见着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这时，武工队进了一个村子。日军中队长大喜过望，当即按照“夜间包围，拂晓进攻”的老战术把村子包围得严严实实。事实上武工队早已从村子东头进、西头出，除留下几名队员绕到敌人背后进行监视外，大部分人员早已赶到敌人逃回八角堡的必经之路上进入了伏击阵地。

日军满以为天一亮就会拣个大便宜。谁知天刚破晓，忽听八角堡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日军中队长赶紧收拾人马往回跑，还没走出半里路，就钻进了武工队的伏击圈。日军扔下10多具尸体，拼命冲到八角堡镇跟前，正好遇上端掉据点的八路军队伍，一个“回马枪”下来，日军死伤大半，剩下几个命大的，拚命向义井据点逃去。

连续几个据点一端，八角堡一带的根据地扩大了好几倍，老百姓的抗日热情也水涨船高，武工队接下来的工作也好做多了，许光达决定再去神池二区武工队。

这里距二分区机关有150多里地，消息异常闭塞，是八路军真正的敌后前线。武工队要想与分区联络一次，必须通过日军的两道封锁线，危险性大尚且不说，时间也需要四、五天。王展带着这支几十人的武装工作小分队，钻进了敌人的腹地，长期独当一面斗争。许光达对王展的工作是十分满意的。几十个人的小分队，硬是把管区内的敌伪村政权，大部分搞成了“里红外白”的两面政权。敌人60里的公路电话线，一夜之间就把它破坏得无法修复；武工队还破坏了管涔山区所有的森林铁路，公路也搞成半瘫痪状态，甚至把铁轨、电线全部运回根据地，为我所用，最让许光达感兴趣的是，他们经常偷袭火车，给同蒲路造成极大的威胁!

许光达同王展通宵达旦地谈着管涔山区乃至整个分区、军区和全国的抗战形势，他对王展说：“目前抗战已进入关键时刻，管涔山区举足轻重，有什么困难没有?”王展说：“别的困难倒是没有，就是宁武榆树坪有个被日军霸占的锰矿上，一个伪军大队长想起义，可又犹豫不决，派人做了工作，还是不见行动，估计是担心投了八路军得不到信任。”“这些人的手头都沾着矿工的血，心虚啊!”许光达给了王展八个字：既往不咎，立功有赏。而且他承诺，如果这个伪军大队长能起义，他可以任命其为游击大队的大队长。

三天后，许光达回到保德二分区机关。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手签署了一份委任状，委任宁武县榆树坪锰矿伪军大队长率队起义后为游击大队长。此外，还准备了一部电台和一名熟练的报务员，限定陈阳春必须在三天内把这些送到管涔山区的王展手上。

活捉东洋日兵 折服西洋少校

晋西北捷报频传，让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发生了兴趣。此人叫简士，是美国观察组的少校。

简士要到二分区境内来“观察”。许光达说：“来吧，只要不怕喝黑豆糊糊，看哪里我们都欢迎!”为统一战士们的思想认识，许光达还集合部队，把道理对战士们认真讲了一遍。

为便于简士观察，许光达在黄河滩上安排了一个参观点，内容是小分队袭扰敌据点攻防对抗演习。之后，还有一个八路军战士用迫击炮平射敌碉堡的实弹表演。这一下把简士震住了!迫击炮平射，还弹无虚发，谁听说过?他以为自己看错了，许光达告诉他，没有看错，全是真的。接着又参观了养猪种菜和纺纱织布。然而这个喜欢刺激的美国人却不满足，他挑剔地提出，要看日军战俘。当他得知二分区没有关押俘虏，俘虏都在兴县的军区机关集中关押时，遗憾地耸了耸肩膀。

“这很简单，”许光达说，“简士先生如果一定要看，就请跟我到五寨的前线走一趟。我专门给你搞一次夜间捕俘，当场抓一个日军俘虏给你看看。”这简直是给简士注射了一针兴奋剂。夜间捕捉任务交给了分区侦察队的何会能。

入夜，许光达陪简士在离敌据点不远的一个老乡家等候。性急的简士一会儿竖起耳朵，一会儿东张西望。许光达则心里很踏实。他对自己的战士了如指掌。这个何会能，智勇双全，完成任务从未出过差错。不逮着一个日军俘虏，他是不会空手回来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简士的耐心已经有限。他已经不侧耳倾听，也不去窗口张望，而是一遍遍地掏出怀表，嘴角不时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许光达仍然不露声色。最后，翻译也有点为许光达着急了，小声地问：“许司令员，别是有什么意外吧?”“意外?”许光达自信地笑了笑，“除非今天晚饭后日军全部撤出了中国!”

简士急忙向翻译打听许光达说了什么。翻译一说出口了简士就叫起来：“NO!”下面的话还没说出口，不远处突然传来两声枪响。不一会儿工夫，两名八路军侦察员抬着一副简易担架，急匆匆地冲进门来。走在前面的正是何会能。简士朝担架上瞅了一眼，失望地耸了耸肩膀。他以为担架上抬的是八路军伤员呢!何会能报告：“这家伙被我们抓住后，死活不肯走，只好把他绑在担架上抬回来了!”

简士伏在担架上看了半天，见果然是个日本兵，嘴里塞着一团棉花。他刚要说什么，门外又响起脚步声，原来，另一组侦察员也凯旋而归，不仅抓着两名俘虏，还牵来一只日本军犬。简士兴奋地同八路军侦察员们握手，真诚地赞叹：“英雄!八路军战士是真正的英雄!”回分区的路上，简士显得话多起来。他诚恳地对许光达说：“前不久，我读到斯诺写的一篇文章《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以为那里面对贵军的溢美之词是带有倾向性的，现在我明白了，斯诺的评价是公正客观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是世界上一流的部队。”

简士结束了在二分区的“观察”，就要离开了。许光达设宴为他送行。简士痛痛快快地喝了几杯酒之后，说：“我亲爱的将军先生，请原谅！两个星期前，我对这里的一切是持怀疑态度的。观察了这么多天，你们用事实改变了我的看法。重庆和昆明的一些人士说你们破坏了抗战，游而不击，是不公正的……”许光达的答词只有一句话：“事实胜于雄辩。”最后，他将过去自己亲手从日本军官身上缴获的一把战刀和那天夜里侦察兵捕获的日本军犬，作为礼品送给了简士。

二郎庙整风 主动纠正错误

1944年冬天，独立2旅司令部搬到保德县马家滩二郎庙。接着便开始了整风。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而所谓“抢救运动”则是另一种性质的运动。在康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当时在晋绥边区却把整风运动搞成了所谓的“抢救运动”，犯了严重的极左错误，二分区也不例外。在二郎庙的整风中，一些十五、六岁的孩子被打成“三青团”反动组织成员，而这些孩子在“抢救”以前，甚至连“三青团”这个反动组织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许多同志受到了精神伤害，有的甚至受到肉体摧残。

在运动开始时，许光达和二地委的其他同志作了报告，并领导了运动，于是也犯了这个历史性的错误。可贵的是，许光达能够积极主动地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和晋绥的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严肃认真地对待“甄别”工作，十分注意地、主动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工作，热情洋溢地对待每个同志。经过“甄别”工作，许多在“抢救运动”中伤了感情的同志重新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晋绥边区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许光达将军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与气魄，成功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挫败了敌人企图背腹夹击，吞并晋绥边区的阴谋，使晋绥边区这块红色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边区的人民凭着这样的好领导，全民动手，努力生产，奋力抗战，满怀豪情地迎来了全国大解放的曙光！而在晋绥边区艰苦抗战的日子里，为了抗战，为了边区的百姓，许光达将军日夜操劳，对自己的家事却照顾得很少，儿子许延滨在保德期间，是在许多小伙伴和叔叔、伯伯们的关心下成长的，女儿玲玲因无药救治最终失去了弱小的生命。女儿走了，只留下一张甜甜的小照片。许光达把它夹到用延安的黄油纸印刷的中间，一起揣到贴身衣兜里。这种感情伴随了他整整一生。1998年，许延滨少将(时任中国人民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来到保德县，在玲玲的坟头上(康家滩河漕沟)立起一块石碑，纪念这位永远留在保德县的亲人。

（本文节选自2005年《忻州文史》）

二、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领导机关部分人物（1940至1945年8月）

· 许光达（1908—1969·6·3）：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旅长兼司令员

许光达：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根据许光达对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他得知后，主动给军委主席、副主席写信，请求降为上将衔。毛泽东看罢，激动地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许光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杰出军事家。1908年生，湖南长沙人。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学习炮兵。1927年8月，在江西宁都加入南昌起义南下部队。1929年9月被派往洪湖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军参谋长、师政治委员、师长等职，为创建和巩固洪湖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抗大第3分校校长，曾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抗大在国防教育上的贡献》、《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论新战术》等文章。为培养抗日军政干部，探索抗日战争经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1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1942年春调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在五寨、神池、保德、偏关一带，领导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积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方针，组织强有力的武工队，与主力部队相配合，深入晋中平原交城、文水等地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肃清汉奸特务、摧毁日伪军据点和“维持会”，恢复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挫败了日军的“扫荡”、“蚕食”，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雁门军区副司令员、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3军军长、第2兵团司令员等职，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装甲部队建设作出了卓著贡献。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6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 彭绍辉（1906—1978·4·25）：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旅长兼司令员

彭绍辉：1906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西乡西2区上七都一个雇农之家。1926年参加农民自卫军，1928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 1932年底时任红1师师长的彭绍辉率部参加了黄狮渡战斗、邵武战斗和浒湾丰山铺战斗。1933年2月间率领红1师奉命攻打敌第59师侧翼，歼敌1个旅，缴获步枪1400余支，机枪数十挺，俘敌两、三千人。同年3月21日在彭绍辉在霹雳山上冲锋前进时负伤，左臂连中两弹，骨头全部被击断。入院后，听说左臂要截肢。同年，在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中央军委授予彭绍辉二等红星奖章。

1937年8月下旬，随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120师，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团长。9月率教导团随120师东渡黄河，奔赴晋西北抗日前线。1939年4月，彭绍辉调任新358旅旅长。1940年春新358旅在贺龙、关向应指挥下，参加了春季反“扫荡”。2月，新358旅改称独立第2旅。7月6日，独2旅与东线、南线兄弟部队共毙、伤、俘日伪军4543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收复兴县、保德等5城，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8月20日，彭绍辉率领独2旅参加了“百团大战”。 8月31日，独2旅直捣宁武、朔县间重要军事据点阳方口，占领火车站，全歼守敌，切断同蒲路，继之又击退日伪军的反扑，歼敌120余人。9月20日，独2旅1部掩护群众1000余人，分段破击朔县至怀仁间铁路、公路各15千米，击毁火车1列，烧毁汽车20余辆，破坏电杆、电线5千米多，并攻占日军据点多处。9月21日，独2旅另1部破坏井坪镇（今平鲁县）至咸远堡公路和电话线各50千米，歼灭日伪军1部。随后，彭绍辉率部参加了粉碎日伪军的报复“扫荡”，与兄弟部队一起为取得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7月，任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参加了“太原战役”。 1951年春，奉命到天水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1952年4月，调任西北军区参谋长。1953年任甘青剿匪指挥部司令员。此后，先后担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条令部部长。1957年10月，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58年3月15日，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彭绍辉任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等职。

1978年4月25日凌晨，彭绍辉在医院病逝，享年72岁。

张平化(1907-2001)：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政委

张平化(1907-2001)：原名张楚材，出生于炎陵(原酃县)石洲乡石洲里村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九团三营政治指导员、中共酃县第二区委书记、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中共酃县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酃县县委书记、酃县游击大队党代表、任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湘赣军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政治部主任、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随红六军团西征，后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长征时期，历任任红二军团4师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长征结束后，1936年11月任军委步兵学校第一团政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随部挺进晋西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任第120师358旅政治部主任、代政委。1938年12月随师主力东进冀中，参加巩固和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0年返回晋西北后任第120师独立二旅兼晋西北军区二分区政委。1941年3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5月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晋绥军民反蚕食、反"扫荡"，巩固和发展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常委、西满分局民运部部长、蒙古工作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二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书 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山西省委书记，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国务院农委第一副主任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

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顾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第十四次、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2001年逝世，享年94岁。

王德（1906—1996·2·23）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副政委、政委

王德，又名曾宗乾：1906年出生在福建省海澄县（龙海区）浮宫镇后宝村。1925年秋进入省立二师就读时成为漳州第一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27年加入中共党员。是中共漳州支部创始人之一，也是漳州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

1927年参加革命，历任共青团福建省委组织部长、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上海团中央巡视员、满洲团省委组织部长、上海团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代理部长，河北团省委书记，中共北平学委、市委组织部长等职。抗战时期，历任绥远工委任组织部长、中组部任训练班主任、中组部地方科科长、中共党务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晋西北区委组织部部长，晋绥二地委任书记、120师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政委等职。在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副政委、政委领导岗位上，王德积极发动群众，认真落实拥军爱民活动，使原来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军地关系比较紧张的根据地很快打开了局面，并和二分区司令员许光达一起，成功领导对日伪军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迅速扩大了解放区和游击区。与此同时，灵活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友军建立了较好的关系。194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年9月至次年9月任中共雁门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因病休养。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等职。

1996年2月23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90岁。

李文清(1910年-1999年7月13日)：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参谋长

李文清：1910年出生于湖北松滋李家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土地革命时期，任第三军连长、营长，龙桑县独立团团长。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0年，参加红军，先后任红2军团2军4师11团战士、红3军7师21团1连的班长、7师的连长、营长，后来担任了独立团团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总校队长，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参谋长、团长，晋绥军区分区参谋长，雁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齐会战斗、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参谋长、第一野战军第3军参谋长。参加了延清战役、宜川战役等。

新中国建立后，任川北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从军事学院毕业后，任四川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7月13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享年89岁。

刘惠农（1912——1997·9·25）：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刘惠农，又名卢庆昌，曾用名卢敬昌：1912年出生在江西万载县。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6月参加红军。

土地革命时期，历任任共青团湘鄂赣边特委巡视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委员、秘书和军团总部支部书记，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委员、红三军团总医院政治委员兼党支部书记、军医处政治委员、卫生部政治委员、卫生部部长、政治部科长、卫生部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后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兵站医院政治委员、卫生部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政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总部卫生部政治委员、任中央军委卫生部政治委员、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军医处副处长、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政治部主任。、第358旅军政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政治部主任兼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兼秘书长、“中共七大”晋绥代表团成员、晋绥代表团秘书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宁军区政治部主任、辽宁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辽东省委辽宁省分委员会委员、省委员会委员，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交通接管部第二部长，任中原临时政府交通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副主任、交通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交通学院并兼任院长，长江区航务局(后组建为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兼任轮船总公司长江区公司经理、公私合营的民生实业股份轮船公司总经理，中共武汉市委委员、第一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兼任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市委第三副书记、武汉市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武汉市汉口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兼中共武汉市委副食品生产委员会书记，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常务委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市委第二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务委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党组书记，中共湖北省顾问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是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第十二大代表。

1997年9月25日因病在武汉逝世。享年85岁。

刘林（1916——2000·3·29）：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714团副团长、团长

刘林，原名刘秋香：1916年出生在湖北省沔阳（今仙桃）县长埫口朱家台。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2军团警卫连排长、红7师12团连长、营长，红二方面军教导团队长，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193历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4团营长、副团长、独立2旅兼第2军分区714团副团长、团长，延安中央党校学员，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江汉军区1团团长、山东军区警备2旅副旅长、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警备5旅旅长。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苏南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江苏军区副参谋长、江苏省军区参谋长等职。

1955年，刘林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3月29日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85岁。

李建良(1910——1988·3·21)：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714团政委

李建良：1910年出生在湖北省荆门县 。1931年参加本地赤卫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荆门县特务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4师10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总支书记，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12团政治委员，第11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120师独立第二支队政治委员，714团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独立第2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7军21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第三公安军学校政治委员，公安军边防学校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工程兵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88年3月21日在武汉病逝，享年78岁。

曾征(1912——2000·6·1)：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5团团长、9团团长

曾征，原名来古：1912出生在江西省寻乌县菖莆乡五丰村。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十军战士、班长，红军特科学校机枪营排长、红三军团机枪连连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五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任红九军团营长、红三军团第15团营长、红一军团补充营营长、红二十九军第256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0师358旅独立1团副团长、团长，八路军120师独立2旅5团团长、独立2旅9团团长兼绥西分区参谋长、绥南分区参谋长、晋绥军区六分区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12旅参谋长、第7军第12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军委炮兵山东周村高炮训练基地副司令员、空军第一航空预科学校校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第3军副军长、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军区顾问、1964年兼任青海省体委主任。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6月1日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88岁。

罗斌(1914——1994.11.2)：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5团政委

罗斌:1914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永新县赤卫大队、红4军、红8军22师64团警卫班长、连长、连指导员、敌工科科长，湘鄂川黔苏区龙（山）永（顺）独立团政委、红6军团模范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在井冈山反“围剿”拿山战斗中左脚负伤致残；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马列学校和中共中央党校学员、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教员，八路军120师358旅独立1团政委、独立第2旅5团政委，晋西北军区第六军分区19支队政委、35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兼中共忻（县）崞（县）静（乐）武（宁）阳（曲）中心县委书记，晋绥军区独立第2旅21团政委，参加了百团大战、反“扫荡”、反“围攻”、反“蚕食”和大反攻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第14旅旅长、政委，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政委，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14旅旅长兼政委、绥东军分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8军23师师长、华北军区第22师政委，参加了晋中、汾孝、绥包、大同集宁、张家口、平津、绥远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华北军区空军第17师政委、志愿军空军第17师政委，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政委、军事学院学员，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海军后勤部政委、总政治部全军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参加了解放江山岛战役。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中共第十二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4年11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潘振华（1908·8——2007·5·14）：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9团政治处主任、政委

潘振华，字其龄，号文春：1908年8月出生在福建省武平县。1931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少先队宣传员、红12军36师政治部宣传员、中央红军大学学员、中央红军少共国际师44团2营5连指导员、红1军团2师4团1营营部党支部书记、红军抗日大学学员、中央军委直属的中央警卫营任教导员，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0师2旅9团政治处主任、政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在延安张思德的追悼会；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西北军区独立第3军7师政治部主任、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第7军21师政委、空军某基地副政委、空军第4航空学校政委、中国民航总局政治部主任等职。

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代初，潘振华离职休养。

2007年5月1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李发应(1915-2000)：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9团副团长、代团长

李发应：1915年出生在安徽省霍丘县砖洪村。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25军第73师217团连长、红31军第93师271团政治处主任、师特派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0师警备6团营教导员、团副政委、独2旅9团副团长(代团长)，绥蒙军区9团政委、团长、绥蒙军区骑兵旅3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27团政委、第一野战军1军3师政治部副主任、西宁市军管会公安处长、西北航空处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空军第4航校政委、第8航校校长、空1军副军长、空军昆明指挥所副主任、政委，空5军政委、南京军区空军顾问。

1961年晋升为少将，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11月4日在南京市逝世，享年86岁。

王定一（1908.8～1991.5.）：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9团政委

王定一，原名杨贵德：190819年8月出生在万载县白水乡永新村故寺土段。1928年6月在白水秘密参加农民协会，同年8月参加赤卫队、少年先锋队，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万载县三区共青团区委巡视员、书记、县总工会青工部长、湘鄂赣独立第1师青年干事，红军十八军宣传干事、连指导员、组织干事、红二方面第4师组织科长，12团代理政委，红二方面军第6师组织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组织股长、政治部主任、旅政治部组织科长、警备第6团政委，9团政委，中央党校学员、党的“七大候补代表”，晋西北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初期，历任晋绥军区组织部长、政治部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川西区党委副秘书长、川西七县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主任、川西行署委员兼行署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四川省供销社主任、党组书记，供销合作总社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商业厅副厅长兼党委副书记、省物资厅厅长、党组书记，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党组书记兼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四川省第一、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三届四川省委委员，第三届四川省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1991年5月19日7时35分因患心脏病抢救无效，在成都逝世，终年83岁。

高永祥（1912——1945·8·2）：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36团团长

高永祥，原名高仓贵，又名高吉祥：1912年3月出生于甘肃灵台星火乡王家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1年12月14日，随军参加了驻扎在宁都县城的26路军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率领下举行的“宁都起义”。起义后，高永祥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任排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高永祥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先后被提升为连长、营长、团长。1934年10月至1935年6月，高永样随红五军团参加“长征”。1936年被派往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山西“战动总会”太原游击培训班当教员、山西新军暂编第1师第36团2营营长、36团团长，晋绥军区第二军区副司令员。司令许光达几次催他到任工作，他说：“我和晋西北人民一起抗战八年，一定要赶走鬼子，等晋西北解放了，才回分区工作。”

随后他组织重兵力，攻打神池县义井据点和李家坪炮台，准备一举拿下神池县城。高永祥判断神池义井据点的日军失败后可能向神池县城撤退，于是亲自率领2营及1营的一、2连在神池凤凰山麓的横山村附近设伏，指挥作战的团部也设在2营阵地后不远的山头上。1945年7月24日拂晓，36团的其他部队向李家坪炮台和义井据点的日军发起总攻。日军接战不久，就向神池县城方向溃败。日军怕中埋伏，分两路从横山两侧迂回过来。这样就使2营处于左右夹击的被动地位。由于2营营长龚福恒擅自把部队后退五里撤出战斗，并且未向高永祥报告，致使日军毫无阻碍地进到团部指挥所附近，等到高永祥接到前哨报告时，派参谋韩煜出去侦察，结果被敌人一枪打倒，日军很快发现了高永祥的团指挥所。此时，团指挥部只有高永祥和参谋、警卫员等几个人。高永祥让大家将所有的手榴弹集中起来等日军靠近了再打，打退日军的两次冲击后，手榴弹、子弹都已打光，就用石头砸敌人，最后石头也没有了。这时日军又冲上来了，高永祥跃出战壕高喊：“和鬼子拼了!”说着端起刺刀冲入敌群。一连刺倒两个敌人后他也身负轻伤。这时警卫员正被两个鬼子围住刺杀，高永祥忍着剧痛，飞跃几步刺倒一个日军，救出警卫员。一转身又被几个敌人围住，高永祥高喊：“同志们战斗到底!”他端着刺刀冲向敌人，不幸被子弹射入头部，倒在血泊中。

参谋申毅坚率领1营1连的士兵前来救援，可是已经迟了。打退日军后，赶紧用担架抬着高永祥向五寨跑去。当行至五寨右所村畔与前来的团政委严尚林相遇时，高永祥对他交代了几句后便停止了呼吸，这年他才33岁。

高永祥牺牲的噩耗传到保德县城后，晋绥军区第二军区司令员许光达悲痛万分，骑马从保德昼夜兼程赶到五寨。1945年8月2日，在五寨下关村召开了追悼大会。会后，高永祥的遗体安葬在五寨县西关烈士陵园。日本投降后，为了纪念高永祥，其牺牲的地点横山村改名为“永祥山村”。全国解放后高永祥的遗骨被迁移到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中。

严尚林（1911·4·18——）: 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36团政委

严尚林：1911年4月18日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巴中后参加革命，193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历任乡苏维埃土地委员、乡苏维埃主席、巴中县苏维埃武装指挥部副指挥长，第27师组建的营山县独立第2团团长、红军第27师第79团第2营营长，第79团第1连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红军第27师第80团第3营副营长，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政治科学员、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后改为抗大）第6队学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山西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武装部组训科长、“战总会”游击第一支队（后改为第五支队暂1师第44团）政治部主任兼党的秘密特支书记，山西新军暂1师第44团代团长兼政治部主任、暂1师第36团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兼团的党务委员会书记，暂1师政治部副主任、师军政委员会副书记、暂1师师部缩编为晋绥军区第二分区第36团团政治委员兼团党务委员会书记、晋绥第二分区党委委员兼山西神池、五寨、岢岚三县对敌斗争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共五寨县委书记。是“中共七大”晋绥代表团成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独立第2旅第36团政治委员、晋绥军区第三纵队独立第2旅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独立第2旅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南充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分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南充地委委员，中共川北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委第二副书记、兼中共川北区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西南局纪委办公室主任兼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后为监察委员会）工矿处处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冶金工业部监察组组长兼中央监委工矿处处长，冶金部政工组长、副组长、冶金部政治部负责人、冶金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等职。

1982年离休。

毛少先(1908-1983)：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警备6团团长

毛少先，原名毛金祥、毛少轩：1908年出生在江西省安福县。1929年参加湘东南赤卫军，后编入红军，曾任红20军排长、连长，湘赣边工农民主政府政府警卫队队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军营长。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120师359旅719团连长、营长， 120师到崞县后扩军万余人，原有的义勇军整编成忻崞代游击支队，毛少先为独立第2支队支队长，简称毛支队。后任警备6团团长。1943年他到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他任南下支队司令部科长、团长，参加开辟湘鄂赣的斗争；解放战争，毛少先历任吕梁军区16团团长、晋绥军区2纵独3旅团长、一野第3军8师团长、第3军后勤部军械处处长、甘肃军区酒泉军分区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新疆军区军械处处长、管理处处长，西北军区干部文化学校学员，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南疆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指挥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

1950年获人民功臣勋章。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为少将。

1983年2月15日在乌鲁木齐去世，终年75岁。

张希钦(1910——1998·12·24)：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暂编第1师副师长

张希钦，原名张锡庆：1910年出生在河南省东明县(今属山东省)。1923年到上海，在北洋军阀淞沪护军使署通信队当勤务兵。1930年考入国民党南京军官学校，1933年在军校毕业后违抗国民党当局命令，到北平参加抗日活动。先在易县一支从长城撤下来的义勇军中作兵运工作，后将这支队伍带到张家口，加入察绥抗日同盟军，在18师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去西安，任杨虎城军事学校炮兵队长，并担任杨虎城创办的陕西省蒲城县尧山中学教师。西安事变时，他任杨虎城将军警卫营的连长。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战动总会”主任参谋、保安二区司令部日常工作主持、山西陆军暂编第1师师参谋长、暂编第1师44团团长、暂编第1师副师长，主持暂编第1师的工作，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吕梁军区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太原执行小组”成员、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参谋长、第二军参谋长先后参加保卫延安、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宜川、中条山、运城、黄龙山、瓦子街等战役战斗，参与指挥咸阳、西安战斗。同年任第一兵团参谋长，参与指挥扶□、固关、临洮、青海、张掖等战役战斗，进军新疆。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新疆军区参谋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员、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部副部长、部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98年12月24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饶兴(1910.02.18~2012.11.19)：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暂1师政治部主任

饶兴：1910年2月18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1930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湘鄂赣红十六军连长、营长、总支书记，湘赣红十七师51团政治部主任、红十八军党委委员、湘鄂川黔六军团18师52团政委，第二方面军六军团政治部总务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晋西北朔县动委会主任、大青山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晋西北新军暂1师政治部主任兼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地委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绥蒙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

新中国建立以后，先后担任中共川北区党委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行政委员会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长江水利委员会上游工程局副局长、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水利部部长助理，中央气象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中央气象局代局长、局长。

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12年11月19日，饶兴同志(部长级待遇)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史可全(1892-1979.7.16)：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供给部部长

史可全，原名泰金：1892湖北省天门县人。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到家乡，任区苏维埃正文府护卫委员，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天潜县游击队第4大队8班班长、红3军襄北独立团1营军需、红8师22团2连司务长、红二军团第4师11团供给处主任、师供给部部长，红二方面军供给部粮袜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0师358旅供给部部长、独立第2旅供给部部长、江汉军区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雁门军区供给部部长、晋绥军区第三纵队供给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七纵队供给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军后勤部部长、甘肃省军区后勤部部长、西北军区北京办事处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我军有802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其中年龄最大的便是史可全将军，当时已经63岁了。

1957年，离职回家乡休养。

1979年7月16 日，在武汉逝世 ，享年87岁。

逝世后被追授革命烈士。

张德(1911.4——2001·1·17 )：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37团团长

张德：湖南省军区常德军分区干休所离休干部。1911年4月出生在湖南省慈利县江垭。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红二军团警卫营营长，大队长、团长，吕梁军区第十军分区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湖北省军区司令部参谋长，武汉市人民防空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公安总队总队长，武汉军区公安军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2年离职休养。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以及百团大战、晋西北反"扫荡"、临汾、晋中、太原、解放大西北等大小战役百余次。著有《贺龙在湘鄂边的统战工作》、《湘鄂西的一盏明灯》刊载于《苦斗十年》。

2001年1月17 日在长沙逝世，终年90岁。

袁意奋(1917——2007 )：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714团政治处主任

袁意奋，原名袁诒奋：1917年出生在湖南慈利三官寺乡。1935年11月参加长征，长征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二方面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员、文书、干事，第4师10团、12团俱乐部主任等职，参加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0师教导团连政治指导员、抗日军政大学学员、120师教导营总支书记、358旅教导大队党总支书记、358旅714团政治处股长、副主任，主任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晋西北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及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1旅2团副政委、绥蒙军区第7团政委、第11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第1军2师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先后参加过绥包、西府、陇东、荔北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海军第1分校政委、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员、南海舰队湛江基地政委、榆林基地司令员兼政委、南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榆林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政委、海军政治部顾问、海军装备技术部政委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7年5月2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杨文安(1912-1967)：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36团副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战动总会游击第3支队支队长、副支队长、支队长，保安二区第1支队营长，暂编第1师36团副团长，晋西北新军教导大队大队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358旅参谋长、纵队副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纵队副参谋长，第一野战军1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吕梁、晋中和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诸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1军参谋长，志愿军第1军参谋长，防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参谋长、副司令员，空军技术部副部长，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李加夫 (1908-1987)：独立第2旅兼第二军分区714团1营营长

李加夫，又名李家富：1908年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县大垸乡柴码头村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春 加入农民赤卫队，1928年3月 转入段玉林领导的游击队，1930年1月 编入中国工农红军，任班长，1930年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湘鄂西红6军17师49团2营4连班长、红3军9师警卫营班长、排长，红2军团6师警卫连连长、独立营营长，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2营连长、警备第6团1营营长、独立第2旅兼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714团1营营长、河(曲)保(德)支队独立营营长、晋绥军区警卫营营长、神(池)五(寨)支队支队长，参加了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反顽、反“扫荡”、百团大战、大反攻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军区、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独立第5旅1团团长，第一野战军3军留守处主任，参加了晋绥自卫作战和转战陕西、解放大西北诸战役。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甘肃省军区张掖军分区副司令员、武威军分区司令员、天水军分区司令员、甘南军分区副司令员、武都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7年1月27日逝世，终年78岁。

编辑：山西省晋绥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会编研室 郝文俊

声明：编辑转发此文，是为了收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山西省保德县战斗、工作、生活过的外籍人物。敬请各位尽快提供曾经在保德县担任过军队、地方干部人物简历和献身革命事业人物的生平，联系电话18636061209。